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docVIP

　　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海外汉学（ 中国 学）的 研究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领域，一系列海外汉学的著作被翻译出版，一批研究海外汉学的学术著作问世。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深入“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 历史 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 科学 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1](P6) 不过应该看到，西方汉学若从16世纪的“传教士汉学时期”算起已有400年的历史， 若从“游记汉学时期”算起就要更长，而日本汉学（中国学）如果从中国文化的传入算起则有更长的历史。因而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研究来看，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仍然不过是刚刚起步，许多 问题 、许多课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李学勤先生多次呼吁：“国际汉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外国汉学家几百年研究中国文化，自有不少成果我们应当吸收借鉴，但由于语言隔阂，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未能介绍到国内来。”[4](序)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学术路向来把握这门学科呢？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我们必须了解汉学在域外发生的文化和学术的背景，了解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它的价值和 影响 。反过来说，这种发生在异地，由东洋人和西洋人所做的学问对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 发展 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和 方法 来评价这种学问？如何和这些近在东京远在巴黎和纽约的外国同行们对话和交流？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搞清这些问题比研究汉学的一个具体问题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在汉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学科对象与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 如果将域外汉学（中国学）史作为一个学术的对象来把握，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到国外的？汉学家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是如何流传到他们手中的？他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的译本是如何形成的？因为任何一个汉学家，他从事汉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是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典籍，无论是原本的中文 如果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就会看到汉学家区别于 中国 本土的“国学” 研究 者的主要地方是他们的学术视野和 方法 论。例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对中国上古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受到涂尔干 社会 学的 影响 ，从而开创了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先河，对他这种宗教社会学方法论的吸取推动了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研究。当年杨堃先生受教于马伯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早采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学者。而中国的宗教学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早在近100年前马伯乐已经创立了这种方法，是这两年才开始注意这种方法的。宗教学界的学者们只不过是将西方的宗教社会学搬来而已，他们今天也仍不知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是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社会学和宗教学在对待马伯乐汉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两种态度，对这两个学科的 发展 都产生了影响。夏志清运用新批评主义的形式主义 分析 方法，重评中国 现代 文学史，使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又回到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中，这种方法极大启示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中，“20世纪涌现出来的意象研究，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主题学，文类学，风格学，叙事学，甚至女权主义，混沌 理论 ，文化理论等等，举凡用之于西方文学研究者，几乎都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派上用场”。[6](P11)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步西方汉学方法论的后尘。 注意其方法论，注意其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方法论，这正是汉学（中国学）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四、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探讨中国文化的影响史 如果说，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是各国东方学的一部分或地区研究的一部分，那么，它主要是一种学术形态。但汉学作为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同时也在世界各国的思想与文化中产生了影响，各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从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悠久的 历史 中得到启示，写下了各种形式的文字，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入了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这些人虽然不是汉学家，但他们和中国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对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影响的研究也构成了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领域。一般而论，传播史侧重于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域外的中国形象首先是通过汉学者的研究和介绍才初步建立的。影响史或者说接受史则已经突破学术的层面。因为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在西方仍是一个很偏僻的学科，它基本处在主流学术之外，或者处于学术的边缘。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则主要表现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一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