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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为何当记者？ 　　民初记者黄远生(1885～1915)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门第，自民国元年(1912)起从事新闻业。他先后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并在《东方杂志》、《论衡》杂志、《国民公报》等报刊上撰稿，还与当时的名记者刘少少、丁佛言并称为“新闻界三杰”。然而作为清朝的末代进士，又曾官费留学日本学习法律，他当年的职业选择是回国当了记者而不是从政，这成为研究者们在研究新闻职业化问题时普遍关注的一个案例。 　　“不从政”而令人意外的原因在于他之前的报人地位普遍不高。如戈公振所言：“往者社会之视报馆，盖卖朝报之流，服务其间者，文人之末路也。”①政论家王韬出生塾师家庭，18岁中秀才，也是因为应试屡试不中，这才“愤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② 　　所以对于一个刚接受了近代“东学”思想洗礼，抱负远大的26岁青年来说，抛弃读书世家的仕途一路，选择新闻职业既有客观上的不得已―――“吾之官与满廷俱毕”③还应该有其他更为重要的思想根源。 　　黄远生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开启新闻本位时代的重要人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独立自尊的职业观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与系统的梳理。本文试图将黄远生作为个案，论述其职业观的思想来源，力图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下重新审视黄远生的职业观，并从一个侧面展现出近代记者的职业观念在中国最初的建构过程。 　　择业：“独立自尊”的道德观 　　戊戌期间，在“明治维新”后国运大振的东亚强国日本面前，国人文化心理防线一溃千里，东渡扶桑成为一时风尚。这一时期的“东学”的传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达到了历史顶峰。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独立自尊”的命题，由梁启超在《自由书》中首先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加以倡导。梁氏从日本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经验中看到中国无望之因，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其中的逻辑是：“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④ 　　在这种“新民”的时代潮流中，1904年考中进士的黄远生坚决拒绝了河南知县的官职，留学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他因为模仿能力和记忆力很强，到日本后，很快学会日语，并且充当了当时课堂上的翻译。他曾将福泽的“独立自尊”作为座右铭：“余忆此时读福泽谕吉论集，中有一文，论人当独立自尊，因译写其训条十余于壁。”还曾明确提出过对国民进行“思想改造”的顺序：“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革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社会者国家之根底也，个人者社会之根底也。国家吾不必问，社会吾不必问，他人吾亦不必问，且须先问吾自身，吾自身既不能为人，何能责他人。更何能责国家与社会。”⑤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其带有一种明显的“从自身到社会再到国家”的福泽谕吉式的思想印痕。这种“独立自尊”的道德观在道德上充分肯定人的独立，赋予了“自养”的职业一种先天的道德优势。这种道德观念使得黄远生明确将传统社会的分工原则――“士民工商”的“四民说”排斥在“职业”分类之外。 　　在“职业”逐渐成为“今日文明世界”中一种具有强大道德力量的话语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因素与这种资本主义的道德观或职业观最为冲突的地方，便是旧官僚们作为社会阶层的合法性问题。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黄远生的新闻报道和言论中不断出现的对官吏文化和官僚阶层的批评了。 　　最有名的批评是他用远生式的嘲讽口气将中国官吏划分为三种：“盗、丐、流氓”，并将“党人政客”与之并称，足见其爱憎。⑥他认为封建官僚阶层在道德上之所以不具有合法性，就是因为它并不是一种职业，不但如此，它还最终损坏了“职业”这一社会自养的途径。所以在逻辑上，“官界”与现代职业从根本上是对立的。“毒药之毒，封豕长蛇之凶，然犹不及中国官界。盖戕贼人才，此为第一利剂。无耻、下流、腐败种种，莫不由此酝酿增多，盖万恶之养成所也。”“但余致书某公，谓古人以秦不养客而亡。今客有不待国家养，而自养者，奈何禁之？”这种限制职业发展的封建官僚文化的反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才之盛，由于社会职业之发达”。⑦ 　　黄远生的这种职业观念是五四思想启蒙之前中国知识阶层中具有前瞻意义的思想。比起以前将“职业”仅仅作为个人自养的手段和社会生利之途，他更加深刻认识“职业”本身还具有的对于国家可以“盛人才”，对于个人可以脱离“官界”的道德意义。从中也可以看出，一系列以“自养”来彰显其“道德性”的新兴职业的出现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们来说，意味着封建士大夫有可能脱离官僚的单一阶层，成为近代意义上“独立”的个体。而近代记者作为知识阶层，对于“职业”或“职业化”本身的全心信仰背后，是他们对于脱离官僚体制成为独立个体的集体自觉。于是排斥封建官僚阶层的“职业”在这里具有了肯定“人”的独立地位、进而反封建伦理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