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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的妇女组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一、党的妇女组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夯实了群众基础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毛泽东曾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因此，群众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新民主主革命期间，党的妇女组织很好地贯彻了党中央的相关决议，以中国广大妇女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通过开展一系列的革命活动，解决了诸多危害她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促进了她们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增强了她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敬仰感、亲切感和认同感，使她们在思想上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为马克思主义中化夯实了群众基础。 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提出：“中国妇女是民族革命的重要力量，指出了要“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由此可见，中共十分重视妇女这个特殊的群体，并肯定了妇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群众基础。1926年“三八”节期间，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汕头分会在千余妇女的庆祝大会上邀请周恩来发表了生动的演说，他用通俗易懂的话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受压迫根本原因的论断，指出了妇女要打碎旧时封建礼教的束缚，并强调“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他还幽默地说：“并不是因为我是个男人才这么说，事实确实如此”。他的讲话把在场妇女的情绪推向高潮，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10月，韦拔群在广东东兰县举办了妇运讲习所，招收女学员50人。讲习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出了“婚姻自主、读书明理、继承产业、独立生活、打倒压迫、团结互助、参加政权、男女平等”的口号。此后，妇女讲习所的学员组成了宣传队，深入乡村开展革命宣传，足迹遍及东兰、乐业、凌云、凤山、百色等。为了吸引这些地方的妇女，她们创作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山歌，并将革命道理融入其中，例如：《妇女痛苦歌》、《婚姻自由歌》等。在宣传队的发动下，这些地方的妇女剪掉了长发，卸掉了耳环，去掉了手镯，改革了旧式的服装，纷纷起来参加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地方的传播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1928年中共“六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深化了“四大”《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的相关内容，认定“农民妇女乃是最积极的革命参与者”，并对她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做了深刻的分析。因此，在进入土地革命阶段后，中共加强了对苏区农民妇女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在苏维埃政府中建立了专门的妇女组织咨询机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同时在城乡建立了农妇代表会议制度，这些妇女组织在妇女参与生产劳动、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破除迷信观念方面给予了苏区广大农民妇女最坚强的支持，在千百万劳动妇女心中撒播下革命的火种，极大地激发起苏区妇女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例如：在婚姻方面，党的妇女组织很好的贯彻了中央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内容，在根据地内编印了大量的宣传材料，特别是利用群众喜爱的山歌形式将《婚姻条例》和《婚姻法》的好处传播到家家户户，在苏区广大农民妇女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时期党的妇女组织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大变革，为苏区的革命斗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根据地创建了各级妇女救国会，这些妇女救国会的成员组成工作队、宣传队广泛地深入群众并认真学习地方话。白天她们在农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和党的各项政策，并教农村妇女唱革命歌曲、识字、宣传剪发、放足、帮助妇女推磨、向群众控诉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泪俱下的演讲使围观者或掩面而泣、或怒不可遏。晚上她们与农妇一起盘腿上炕拉家常，在微弱的油灯下捻麻绳、纳鞋底。起初农妇们十分害怕，看到这些工作队、宣传队的成员就躲起来。随着顾虑逐渐消失，许多妇女追着看演出、听讲演，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一些胆子大的妇女甚至加入了宣传队和工作队与她们一同宣传革命道理，发动更多的妇女群众。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党的各级妇女救国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改变了中国妇女蒙昧无知、孤陋寡闻的现状，使广大妇女成为了具备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群众。1943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妇女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简称“四三”决定），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重要历史文献。“四三”决定提出了妇女群众基础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妇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