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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金融管制模式下的中央苏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战时金融管制模式下的中央苏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一、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背景及设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以下简称为中央苏区）创建了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具有战时金融特征的苏区红色金融体系，为支援革命战争、发展苏区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及历史经验。其发展史在中共党史、革命史以及中国金融史中均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自2012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出台以来，苏区时期红色金融发展史更是成为各方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本文基于目前定性研究、考证式研究多，而定量研究少这一现状，在借鉴文献资料和现场访谈的基础上，以货币供需为主线，运用经济金融相关理论，定量测算中央苏区不同时期的货币供需情况，梳理其货币供需机制和供需历程，进而挖掘和解析苏区时期的红色金融发展情况，以期弥补现有研究文献和史料的不足。 　　 根据当前理论界普遍认可的设定，文中中央苏区时期指1931年11月1934年10月，主要测算依据为文献资料数据，采取样本推断总体的方法，进行大体测算，计量币值统一为苏区纸币，未考虑物价因素。 　　 二、中央苏区货币供需机制的理论考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行于1932年2月1日正式营业，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需机制有所不同的是，因其所处环境贫困、封闭以及一切围绕战争需要的职能，导致其货币发行具有战时强制性，发行主体多元性和短期性。 　　 从发行供给方看：供给主体主要有国家银行、工农银行、信用合作社、军队;供给方式则是国家银行提供基础货币、工农银行暂行券及存款，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军队的缴获及筹款;货币供给方程式为Ms=B+D+C+M，其中，Ms表示货币供给，B为基础货币，D为存款，C为筹款，M为贸易输入，即：战时金融的货币总供给量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原始存款、筹集款项及贸易输入货币的总和。 　　 从发行需求方看：中央苏区的货币需求主要源于商品交易，几乎不受利率、投资等影响。本文运用单一货币需求理论来阐述中央苏区货币需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收集整理求。以M为一定时期内流通货币的平均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各类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数;T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则有：MV=PT。 　　 三、对中央苏区货币供需情况的测算 　　 （一）中央苏区货币供需的测算框架 　　 从贷币供给来看，1931年之后，中央苏区的货币供给主要由国家银行纸币发行、制造银元、存款、原始资本支用、筹款或者战争缴获以及出口输入货币构成，由于纸币与银元同时流通，对外出口以银元结算而流入苏区会增加货币供给。从贷币需求来看，中央苏区时期的货币需求主要源于贸易需求、战时军需，因此重点从内贸、外贸进口及军需3个方面进行测算。 　　 （二）中央苏区货币供应量测算 　　 货币供应量的测算主要从纸币发行、铸币印制、出口收入现金、战争缴获等几个方面进行测算，因国家银行壹圆纸币一张兑付光洋一元[1]P136按照此比例兑付，1934年停止兑付，币种间收兑对苏区货币供给及流通几乎没有影响。 　　 1.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测算。国家银行自1932年7月份开始发行纸币。至该年终，共印成壹圆票375000元，贰角票103000元，壹角票129800元，伍分票48375元，总计印制发行656175元。[1]P90另据赣州中心支行红色金融有关专家对7000张苏区纸币依据冠字号码的大小进行排序，并结合1932年《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中提到的各类券别的发行数量，推算出1933年和1934年的实际发行数量。例如，在2000张壹圆券纸币中，有1932年、1933年、1934年三种版本，其最大号码分别为999767、999445、878639。因为印刷数一般为整数，据此推断，1932年和1933年分别发行壹圆券纸币100万张，1934年发行90万张，则发行壹圆券纸币290万元。同理推断分别发行五角、贰角、壹角、伍分券纸币395万元、42万元、580万元和20.5万元，苏区纸币发行量总计805.5万元，与曹菊如先生的回忆基本吻合。 　　 2.银元供给测算。一是东村造币厂1931年造币额测算。东村造币厂铸造了袁大头孙小头鹰洋三种版别的银元，投放市场流通。自1930年10月以后，平均每天生产银洋半担（五百元）。[1]P43-44东村造币厂于1932年春搬走，因此以365天500元每天计算，可铸币182500元;二是中央造币厂。1932年春，中央造币厂每天能生产银元1万余元。[1]P1141932年1934年10月，分别按365天、365天及270天计算，铸造币总值依年次为36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