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_0.docVIP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 摘 要：抗日战争期间，边区存在着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分布不平衡的 问题 ，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兴起后，边区展开了一个以增加粮食为主的垦荒运动，使劳动力更加显得不足。边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对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组织起来，使其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二是通过移民政策，把地少人多地区的过剩农业劳动力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区，同时把国统区和沦陷区流动到边区的难民安置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在对乡村农业劳动力进行整合时出现了曲折与反复，反映了国家政权在制定行政制度和 法律 时，如果不考虑民间 社会 传统，必然和民间固有的、约定成俗的惯行发生矛盾和冲突。当这种矛盾与冲突得到调适时，国家政策就容易被民间社会所接受，推行起来就顺利的多。通过 研究 表明，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对建国以后农业以及 农村 政策产生了直接的 影响 。 关键词：抗日战争 陕甘宁边区 农业劳动力整合 本文探讨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如何整合农业劳动力资源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已出版的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著作有所涉猎，但仅仅限于对边区劳动互助组织数字的罗列。在边区 经济 史研究中，对劳动力的不足和分布不平衡、1937—1940年劳动力重组的失败和1942年底西北局高干会议对边区劳动力重组的影响以及通过移民和吸收难民解决边区劳动力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学术界尚无专文讨论。笔者在前人对边区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的有关资料、抗战时期西北局研究室的调查资料以及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的相关资料，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劳动力资源的整合进行论述。 一、边区农业劳动力存在的问题 陕甘宁边区传统农业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分散和分布的不均匀。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 自然 条件较好，人口多，土地相对不足；一方面，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土地占有的不均衡，造成了农业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如绥德、米脂等县。[1] 绥、米两县因土地不足和租不到土地的农民，为了谋生只得外出打工或举家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2] 二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一方面，这里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人口稀少，有大量的可耕地；另一方面，经过了土地革命，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显得农业劳动力不足，大多数农民雇不到长工。[3] 这种情况在经过土地革命的陇东、延属、关中分区的部分县乡都存在着。造成这些地区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耕地面积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增加的速度，即“由于农业生产的 发展 ，农业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是远落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之后，在这些地方，虽然有大量移来的新户，而劳动力仍然感觉不足。”[4] 第二，人口流动过于频繁，即轻壮年人口外流（主要是参军）和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流动（主要是参加当地新政权的行政工作），而前者是主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所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许多青年参加了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总后方，边区曾经动员了3万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此外，还有许多人参加了地方工作与各种抗日组织及工矿 企业 ，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5]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的 政治 中心，非生产人员大量增加，人口压力增大，粮食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亩产量都十分低的情况下，增加粮食总量最主要的途径是开垦荒地，增加耕地数量。如何把分散的、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资源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总量，是中共及边区领导人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解决办法主要对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 二、1937—1940年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 （一）边区旧有的劳动组织 边区民间有句农谚是“犁怕二桨，锄怕五张”，意思是说两犋牛并耕或是五个人一同锄地，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抗战前，边区农民自发的形成了一些劳动互助组织，如变工、扎工、唐将班子、兑地、请牛会、锣鼓班子等，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们这里主要介绍变工、扎工、唐将班子的组织形式。 变工。变工是陕北地区比较流行的劳动互助组织，是在关系较好的农家或亲戚之间进行。一般有这样几种变法：一种是人工变人工；二是人工变牛工，牛工变人工；三是生产技术上的互助。变工形式多种多样，有经常的，有临时的，有讲情面的（如亲戚、友邻），也有讲好条件要补工或折合工钱的。[6] 扎工。扎工是一种集体雇工劳动的组织，许多出雇的短工共同组织在一起，向外出雇，主要流行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如延属分区的各县和三边分区的靖边及定边、吴旗少数地方。[7] “扎工”是由农村的农民和短工组成的，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