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之间：清末汉阳铁厂厂址定位问题新解——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生产布局研究之二.docVIP

政治与经济之间：清末汉阳铁厂厂址定位问题新解——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生产布局研究之二 在着不同的看法。笔者在此暂不作深究，仅需指出一点，即张氏本人对于厂设武汉会比设在大冶造成运费更钜，实有清醒的认识。上引电文中张氏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使运费多二三万金，而工作物料虚实优劣，所差不止数十万金矣。”类似的说法，张氏稍后的文件中亦多次出现。[13] 很显然，节省运费并非张氏决策时之主要动机。张电文中第二条理由从运费着眼，其实不过强作辩解而已。 其三，厂设武汉，是否真是为了便于督察 管理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正如全汉昇先生所说的那样，张电中第三、四、五、七条理由均从管理方面着眼。张氏对晚清 社会 吏冶腐败、员司作弊的揭示可谓入木三分，且武汉乃张氏督署所在之地，督察管理自较大冶为便。因此，这些理由颇能引起后人“了解之同情”。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张之洞这一解释与他本人三月十七日致李鸿章电文中的说法前后矛盾。当时他已明确表示：“故鄂事以运煤就铁为宜。从前博师敦勘议，亦拟运荆煤就冶铁也；且距省城近，经理较便。”[14] 而相隔不到一月，他却罗列了一大堆在大冶设厂管理不便的理由！以张之洞丰富的 政治 经验和社会阅历，他对当时官场之腐败早有认识，决不至于等到筹办铁厂过程中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并因之改变自己的主张。姑且不论厂设武汉是否真能有效地抑制腐败，此说殊不足以令人信服。张氏决策的变化，显然另有原因。 其四，设厂武汉，是否是由于当时人才匮乏而造成的？ 张电所列第六条理由即从人才角度着眼，认为当时湖北并设三厂，人才缺乏，必须三厂并设一处，方可通融协济，且可共用煤厂等公用设施。应该承认，张之洞的这一见解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三厂集中布局，确有其合理性。后来张氏的确将铁厂、枪炮厂和织布局一并设在武汉。这一理由似非虚言，但若说张之洞竟会因此而改变主意，放弃大冶，则不免言之太过。人才匮乏，是当时洋务派人士竞相谈论的话题，张氏自不例外。早在光绪十六年闰二月间，张之洞就已经“筹建枪炮厂于汉阳大别山下”，“筹建织布局于武昌城外”，[15] 初步将枪炮厂、织布厂厂址确定了下来。而在三月份，张之洞却计划将铁厂设于大冶。可见，人才匮乏问题对张之洞决策的影响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并不能将之作为张氏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 显然，张之洞这一电文，不过是特定政治 环境 下的一篇“官样文章”，殊不足以说明 历史 之真相。张氏之决策，实有某种不可言说之内心隐曲。 然则，导致张之洞突然放弃大冶，并将铁厂改设武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再看一看时人曾经有过的另外两种不同的看法或揣测。 一种看法将之归于洋矿师白乃富的影响。譬如上文所引徐建寅的信中，即将张之洞在汉阳设厂，看作是“香帅偏信白乃富之邪说”的结果。盛宣怀之侄盛春颐，当时在张之洞手下办事，他也曾写信告诉盛宣怀：“白乃富拟在武汉设厂炼铁，帅意颇以为然。”[16] 张之洞本人也曾多次声明，在武汉设厂系根据洋矿师白乃富的意见。[17]平心而论，武昌、汉阳地近汉口租界，城市繁荣，洋人生活较便利，安全也较有保障。大冶一带风气未开，士绅及民众大多保守排外。据陪同者的记载，白乃富在大冶、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等地勘矿就曾险些被当地民众砖抛头上。[18]白氏主张在武汉设厂，当属可信。张之洞后来也补充说明，如果厂设大冶，“洋匠亦不能深入”。[19]作为当时湖北引进的少数几名外籍专家之一，白氏的意见自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我们对他的作用似不宜过于夸大。毕竟，在厂址问题上，洋人的意见并不一致，上文所引郭师敦报告即主张在大冶附近设厂。张之洞本人对此实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另外，从时间上看，白乃富的意见在三月二十一日以前即已达于张氏，张之洞虽对之“颇以为然”（上引盛春颐语），但其二十九日，三十日所发电报中仍持在大冶设厂的主张，直到四月份才改变主意。可见张氏之决策，必定另有原因。 另有一种推测是由盛宣怀门人，当时正在湖北从事勘测路、矿及铁政局文案工作的钟天纬作出的。光绪十六年五月，钟氏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提到了铁厂总办蔡锡勇对铁厂设在武汉的解释，其内容自与上录张氏电文一致。不过，钟氏认为，蔡的说法“尚有一层未言之隐”。他指出：“盖香帅用人，不过亲信数人，铁政局必委蔡观察主政，若一离省垣，则幕府与炼铁势不能兼顾。如徐仲虎（即徐建寅，引者注）观察虽有办矿之才，固未许独当一面也。”[20] 十月，钟天纬在信中说得更加透彻，他说：“香帅必欲在近省设炼铁厂者，名为会同司道目击用款，以绝浮言，其实欲责成蔡毅若观察（即蔡锡勇，引者注）办理。蔡公又兼洋务幕府不可远离。”[21] 这里钟天纬通过切身体察，揭示了张之洞的解释实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张氏实有其难言之隐，即欲任用蔡锡勇兼管铁厂及幕府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