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_0.docVIP

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摘要]现今 旅游 者们所见到的江南市镇的硕果仅存者，如周庄镇、同里镇、南浔镇、乌镇、角直镇、西塘镇、朱家角镇等，都是经历了几百年辉煌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空壳。它们在明清 时代 曾经是充满 经济 活力的工商业中心，一度引领时代潮流，带动 社会 变革。本文选取“早期 工业 化”这一视角，展现它们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诸如：以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生丝、丝绸、棉布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田底权的分离。从而显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 历史 地位。 [关键词]明清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社会变革 一提起“早期工业化”，人们习惯性的理解，就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殊不知，它是指“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亦即工业革命之前的工业化，也就是乡村的工业化。西方学者对此早有 研究 ，他们指出，在中世纪早期，大部分工业品生产在 农村 ，在中世纪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兴旺起来。15世纪前后，西欧各国形成一种工业乡村化与乡村工业化趋势。西方学者把它定义为“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英国是其中的佼佼者，乡村工业的勃兴是16～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 发展 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促使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出现的因素很多，例如：农业生产的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保障，也为工业品提供了需求空间；剩余劳动力满足了乡村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等[1—p237～259]。 这种历史现象也出现在 中国 。李伯重的著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就是研究明后期到清前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而并非洋务运动中的早期工业化。他的结论是：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2—p16]。笔者认为，李伯重的研究看似标新立异，其实是严谨的历史解读。 本文试图论证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来与之相呼应。 一、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一瞥 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 现代 世界经济的发展》，把中国的江南与欧洲的英格兰加以比较，得到的结论是，在18世纪后期以前，亦即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江南)并不比欧洲(英格兰)落后。对此不少学者持有异议。但从他对早期工业化的比较研究看来，至少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彭慕兰在书中，把早期工业化叫做“原始工业化”，他的定义是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的手工制造业。比较的结果1750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1750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1800年英国一样多[3—p15]。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他对题目“大分流”( The GreatDivergence，黄宗智译作“大分岔”)，作了解释，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寻找一个时间节点，两者何时分道扬镳，一个走向落后，一个走向先进。结论是，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大分流”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大分流”的现象。 这种观点，与先前流行的论断——明代以后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大相径庭。 其实在彭慕兰之前，西方学者早就发表过类似的论点。历史学家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指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欧洲都谈不上称霸。“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4—p27,166～167]。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dison)更加言之凿凿，甚至列举了GDP的数据。他说，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不包括前苏联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1700年，中国和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3．1％(中国)、23．3％(欧洲)；1820年则分别为33．4％(中国)、26．6％(欧洲)。1700～1820年间GDP增长率，中国为0．85％，欧洲为0．65％[2—p15～16]。 对于这种说法，人们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学术 问题 值得进一步探讨。根据笔者对江南市镇的长期研究来看，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尤其是在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