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公共开支经济中政府债务的福利损失.docVIP

生产性公共开支经济中政府债务的福利损失 摘要：债务 问题 始终作为 经济 学领域 研究 的重要问题。以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与否为出发点展开的最优债务规模讨论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者极大的关注，但是，这些文章都没有很好地考虑政府开支在生产中的作用。福利 分析 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重要 内容 ，在 中国 现实经济中，在政府行为 影响 生产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国债政策发生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的福利变化？这样的问题显得意义重大。本文立足于保险市场不完善、劳动力存在着冲击、消费者受到借贷限制下，在政府公共开支影响生产的内生经济框架中，研究最优债务规模决定的经济模型，并从中国的样本经济出发，考虑公债政策变化带来的福利损失。 　　关键词：巴罗—李嘉图等价，借贷限制，生产性公共开支 　　一、引言 　　国债问题始终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李嘉图等价定理能否成立这一问题，经济学者对最优国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Barro(1974)对这一定理进一步完善和 发展 ，提出了著名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如果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则政府发行公债和征税其实是没有差别。考虑到比例税将造成税收超额负担，Chamley(1981，1986)、Lucas(1990)和Turnovsky(1996)的文章中得到的结论是在比例税情形下，最优的资本收入税为零，政府成为净债权人。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则认为李嘉图等价在现实经济中并不成立。比如经济中不存在着无限生命的个体、经济个体不具有理性预期，但这些论调从经济 理论 研究而言则过于草率和武断。但是，当消费者异质性、 金融 市场不完备等经济假设在经济理论中得到充分关注时，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的论调也多起来。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为Woodfood(1990)和Aiyagari(1994)，后者在消费者异质性和市场存在着借贷约束下，提出公债具有自我保险的作用，能够放松借贷限制。而在其后，Aiyagari(1995)更进一步提出了Chamley的结论并不成立，最优资本税不为零。此后，Aiyagari和McGrattan(1998)则把宏观经济模型数量化，通过美国经济的数值模拟，提出美国的最优债务存量水平为2/3，这一数目刚好为美国战后的平均水平。他们还认为当样本经济债务存量偏离最优债务存量水平时，福利损失非常小，不会超过千分之一。Floden(2001)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转移支付的作用，结果与他们的结论基本保持一致，只是Floden发现转移支付的福利作用比公债大。 　　但是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没有考虑政府对生产的影响。而政府对生产的影响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在已有的 文献 研究中，一种考虑的是存量形式即公共资本参与生产，而另一种形式则是流量形式即公共开支参与生产。本文采用的后一种形式，即Barro(1990)中所提出的生产函数形式，考虑到现实经济中有一部分政府公共开支对生产没有直接影响，我们在文章中将公共开支分为消费性公共开支和生产性公共开支，后一种公共开支才对生产有直接影响。由于在经济中，增长效应(growth effect)都比较大，因此，如果考虑了内生经济，则福利变化可能将很大，我们也将在文章中检验这一经济直观成立与否。 　　尽管中国的公债 历史 可以追溯到封建 社会 ，但是从我们研究的对象而言，则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债务情况。新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行国内公债，先是“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后是“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此外还有向前苏联举借的外债。中国的理论界对这些公债的作用都持较为肯定的态度，不过从80年代恢复发行公债以来，大家对公债的看法就出现了褒贬不一，公债也因此成为财政领域一个热门话题。1998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此后实行的双稳健政策，公债发行数量大幅度地增加，这引起了许多经济学者的极大关注，理论界关于债务发行数量是否合理从几个债务指标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如贾康和赵全厚(2000)从理论上认为国债规模与国债效应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这导致了最优债务规模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从中国经济统计中的实证数据得到国债的债务指标，对比国际上这些债务指标经验值得出中国国债依存度严重超标而国债负担率又远未超标这一悖论进行解释。他们持有的观点是现实的国债规模被低估，因为忽略了国家的或有负债。周佰成等人(2002)则从国债的偿债率、依存度和累积负担率3个指标出发，以国际上这些指标的经验值作为基准，建立国债发行的最优规模。刘溶沧和马拴友(2001)从中国的实证数据出发，考虑了赤字、国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些文章尽管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但是，他们在讨论时，只局限于参照国际的一些经验标准或从短期的一些计量指标展开，而并没有从长期一般均衡和经济模型数量化的角度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