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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社会发展与财产权制度安排 歪了，他的庙（即财产）就成为他乱念经行为的惩罚 成本 ，而且这个惩罚成本是极其可信的约束力。这一警世名言深刻地折射出了财产权制度在 社会 治理方面的功能，一个既有效率又节约成本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能只靠单纯的第三方约束，在财产关系内在约束下的自律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另外，“恒产”和“恒心”无非是指财产权保护制度对人的预期影响问题，有了一个稳定、任何人不得侵犯的财产权保护制度，人们就有积极性和“耐心”对待未来，未来的不确定性就可能凭着人类社会成员的“恒心”而大大减少。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导致人们进行长期“ 投资 ”，社会才有“品牌”，商品才有质量，进而才能有 经济 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持续改善。这一机制深刻地反映了财产权制度的激励功能。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三、从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 在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财产权实际上还仅限于对物质财产在静态归属意义上的“定分止争”，因此是“要么全部，要么没有”（Y.巴泽尔，1997，p.88）的一种权利。但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分工的深化，物质上同一的资产各种潜在的有用性开始被技能各异的人发现。这意味着，同一物质资产上的有用性可能被不同的人所利用，这些有用性的交易在可能为各方带来收益增加的同时，也形成彼此间“强烈的依赖关系”（威廉姆森语）和双方收益的“不确定性”（段毅才，1992），先前静态的“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状态也同时被打破了。行为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主体之间彼此影响和干扰，即产生了“外部性”。“给未被认可的权利确定所有权（assigningownershiptopreviouslyunrecognizedrights）”（科斯语）（段毅才，1992）的要求由此产生，不过其指向已经不再是物质实体本身的归属问题，而是行为权利的界定，即产权问题。作为产权 经济学 的开创者，科斯1991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 演讲 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在 市场 中交易的东西不是经济学家常常设想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组行动的权利和 法律 制度确立的个人拥有的权利”。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中》，科斯说，联邦通讯委员会分配给无线电台的是“发送信号的权利”，而不是“频率或以太的所有权”。（段毅才，1992）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在对已有的产权研究文献进行 总结 后也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与物的行为规范……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冯涛，1997，p.45） 人们关注的重点从财产权利向产权转变，同一不可分离的物质财产上行为权利的分割，意味着传统财产权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被打破，私有产权在向社会化的方向上发生着变异。在此状态下，财产的所有者已经不可能再向先前那样对自己的财物“为所欲为”，因为此时已经有着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存在。如果说由伯尔勒（A.A.Berle）和米恩斯(G.C.Means)在1932年首先发现的美国大公司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玛格丽特·M.布莱尔，1999，p.9），是传统财产权利“异化”的最初反映的话，而近年来在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则是私有产权社会化在理论上更进一步的表现。作为其代表人物，玛格丽特·M.布莱尔（1999，pp.4-11）虽然承认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但她仍然强烈反对“股东就是所有者”的观点，认为职工、用户、供应商、公司所在社区等的利益应当得到关注；公司即使不能为“大社会”（societyatlarge）的利益运行，也至少应当与“大社会”的利益相协调。事实上，当人们将各自的财产（资本）投入公司，形成公司的法人财产权之后，股本的不可抽回性决定了先前的财产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有名无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股份制中的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人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宋养琰，1990）因为“当公司存在的时候，股东即认股人不是公司任何一块可以识别的生产资料的法律所有者或实际占有者，当个人获得这种权利时，或者他已经不是股东（股票被出售），或者公司本身已不复存在（资产被清算）。”（华生、张学军、罗小朋，1998） 理论的发展仅仅是实际生活的反映。在美国，公司是“非个人而是社会”的“社会存在”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经逐渐被接受。由此，公司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为职工参与 公共 服务活动支付工资；参加社区发展项目；为学校、博物馆等公共机构提供资助等等。这些活动显然已经与所有者的利益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不仅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48个州通过了“明确支持注册公司可以不通过特别的章程条款来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