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势力与晚清漕粮海运_0.docVIP

西方势力与晚清漕粮海运 内容 提要：海运是晚清漕粮运输的最重要方式，在此涵盖 经济 性质与 政治 性质的 社会 活动中，西方势力多方插手，以期最大限度地捞取好处。文章通过西方势力从对待运漕粮的谋划与实践、阻止与妨碍漕粮海运、漕粮改折与修改商约等几个方面入手， 分析 了西方势力在晚清漕运变迁过程申的作用，认为不应对这种作用评价过高。 关键词：西方势力 漕粮海运 晚清 清代的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 (1826年)，咸丰朝以后，除因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而偶有中断外，漕粮海运已经成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漕粮运输方式。正如晚清政局，漕粮海运也在此期间经历了诸多变革，并与西方势力的屡屡插手不无关系。本文即欲通过此个案 研究 ，对这一 问题 作侧面回答。 一、代运漕粮的谋划与实践 在同治十一年招商局创建之前，洋商就已觊觎漕粮海运，尤其是美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美国琼记洋行老板赫尔德与俄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故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幅千方百计为琼记洋行穿针引线。咸丰十年《北京条约》换约，伊格那提业幅表示，自己在上海时，美国商人声称情愿领价采买台米、洋米运京，“如令伊寄信上海领事官，将来夷船、沙船均可装载，用俄、米旗帜即何无虞”。 两江总督曾国藩对此颇为积极，他说美国人 “性质醇厚，其于 中国 素称恭顺”，由美国公司代运漕粮，“或且输诚而昵就于我，未可知也”。但反对意见亦相当强烈。江苏巡抚薛焕认为，此端一开，恐将来洋商藉口按年勒索银两；如不遂其欲，即阻南漕北上，“贪婪之性，势所必然，不如慎之于始，弗令其于条约外稍存觊觎”。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持同样观点：“若由外国领价买运，价银先人其手，难保不随意开销，窃恐藉此把持，从中渔利，将来南漕海运转多掣肘。”漕运总督袁甲三也坚信：“以现在夷情揣之，其气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斯蒂芬·洛克伍德：《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上海社会 科学 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3页。 中国第一 历史 档案馆藏(以下同类档案省收藏单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咸丰十年十月初九日，总理衙门折。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曾国藩折。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附件一，江苏巡抚薛焕奏折。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二日上谕附件，杭州将军瑞昌等折。 骄，其心愈侈，万一发价之后事有变迁，更恐无计可施。”恭亲王奕沂等人亦称，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利用价格杠杆，听任中外商人自行经营。合作虽未实现，在利润驱使下，洋商之间仍出现了一场购运粮食的竞争，仅琼记洋行就从加尔各达、爪哇等地向天津输米 30万担以上。它还与旗昌公司作过一番秘密盘算：两家各自垫支70万美元，共同承运100万担粮食到天津，估计可获利120万元。但是，出乎它们预料的是，由于粮食蜂拥而至，京畿米价狂跌，每石值银不到2两。琼记洋行所运之粮，直到第二年才在天津脱手，亏损达12万美元，“造成了这一年成为琼记洋行自1840年创建以来所经历的第一个赔钱的年头”。洋商大亏其本，争夺漕运的活动暂时沉寂。 招商局成立之后，承运漕粮成为招商局立基的重要条件。为抢夺此笔生意，光绪元年 (1875年)，旗昌轮船公司表示，情愿将漕粮运费从招商局的每担6钱左右降为1钱，以运漕60万担计，就会形成30余万两的差价。《申报》也不得不惊呼：“此事惊闻之下，未免太觉其减价。”只因李鸿章和招商局坚决抵制，才未成行。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户部为了节省开支，又欲让洋商承运漕粮：通过赫德代觅洋商包运，由沪收径运到仓，每石合银不过 6钱，较招商局远为节约。但盛宣怀不无疑虑：“将来权力必尽落他人之手，洋商觊觎本已久矣。”当时商场惯例以每140斤折换为1石，赫德将合同转包给怡和、仁记后，很快就向清廷要挟，以100斤作1石，将成本提高40％。由于“大不合算”，户部只好向招商局求救：“如能承办，不尽之言。”盛宣怀马上答应下来，此事才宣告结束。 当然，洋商与漕粮海运发生直接关系的，有清一代也出现过两起：光绪十一年，江浙部分漕粮由招商局出面，转包给旗昌、太古和怡和代运。二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