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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业税费改革的定律约束与取向选择 [摘要]我们的财税改革应从精减冗员、压缩开支入手去解决收支矛盾 问题 ，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也就是说，要把治税与治官贪、官冗、官庸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治官冗。我国吃财政饭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无论同古代比、解放初期比、还是同外国比，都严重超出。应将 目前 的中央、省、地、县、乡、村六级行政管理至少砍去二级。建议 农村 税费作以下改革：废除现有的农业税、特产税，仿照国外对从事农、林、牧、渔者征收所得税，参照我国个体工商户征收所得税的计税 方法 。取消农业税以外的各种收费，征收城乡 社会 保障税，让农民进入统一的社会安全网。农业税改革后，由地方税务局统一征管，以取代目前由财政部门征管的形式。这一改革既符合社会分工的需要，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农村的公共支出，包括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等项目，由财政列入预算。 　　我国正在试行减轻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有人提出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我对这一提法的严谨性表示质疑。其一，黄宗羲对 历史 上赋税的 总结 不是首创，南宋的李心传提出类似的结论早几百年，其表述更为准确。假如这一结论能称得上定律，就不应只以黄宗羲的名字命名，应称为“李心传定律”或“李黄定律”。其二，既然称它为定律，那么对改革应起约束或指导作用，而不应是一个陷阱。只有改革取向不对，才受定律的处罚。其三，农村税费改革客观上存在着多个定律约束，应 研究 比所谓黄宗羲定律更值得关注的定律约束，只有全面探索相关定律的约束条件，特别是最主要、最基本的约束条件，才能恰当地确立税费改革的思路和取向，不应舍本而求末。 　　“李黄定律”对税费改革不能起约束作用，决不是说税费改革不受定律的约束。定律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只有认识和遵循相关的行为定律，才能取得成效。我们只有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对税费改革起制约作用的定律上，弄清这些定律的约束条件，才有益于确立改革的思路和取向。那么制约税费改革的相关定律有哪些呢？应该说相关定律很多，至少有以下几个定律比“李黄定律”更值得研究和遵循。 　　第一，纳税人负担能力受生产力 发展 水平制约。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许多人在定税负时却忘记了它。比如有人讲我国税收占GDP比重比西方国家低，增税的空间很大。这种说法就是忘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按世界银行1997年统计的 中国 人均GDP只相当于日本人均的1.56％，美国人均的2.3％，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2.79％。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低，其负税能力必然低。一个人均月收入只有200元的家庭，哪怕只按5％的税率纳税，也会 影响 生活；而一个人均月收入8000元的家庭，哪怕按30％的税率纳税，也很宽裕。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对负税能力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可我们经常忽视这一点。除税收比重攀比西方外，还有公务人员待遇、办公条件等攀比西方。他们忽视中国的农民比西方农民的收入差距更大。 　　第二，征税双方的权益配置受 政治 上价值 规律 的制约。众所周知，商品交换中存在着价值规律，商品的价格受价值决定，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自发调节，达到两者均衡。从历史上看，官员与人民之间、征税方与纳税方之间的权益配置也是一种从失衡到相对均衡的周期性调节。毛泽东把这种盛衰交替称为历史的周期率，有的学者则称为政治上的价值规律。 　　各朝中期，统治者自认为地位安稳而习于骄奢，他们看到的是官管民的作用，重视官员的权益而忽视人民的权益。各级官员都利用自己的权力安插亲信，于是形成冗官冗政冗费，百姓税负重而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官僚内部的有识之士提出改革。然而，遭到既得利益的权贵的反对，不久改革归于失败。官场腐败变本加厉，政以贿成，财政危机加重，官员敛财自肥，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被迫起义。于是改朝换代，出现新的历史周期。 　　鉴于历史的教训，我们的财税改革应从精减冗员、压缩开支入手去解决收支矛盾问题，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也就是说，要把治税与治官贪、官冗、官庸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治官冗。我国吃财政饭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无论同古代比、解放初期比、还是同外国比，都严重超出。过去 交通 不发达，通讯工具落后。现在电话、电脑普及，完全不需要过去的那么多行政管理级次和人员。假如不减少，那么办公条件的进化只起增加行政成本的作用。应将目前的中央、省、地、县、乡、村六级行政管理至少砍去二级。国家财政除保障中央机关的支出外，应加大对最基层的公共服务经费的投入，精减、压缩只起上传下达作用的中间级次的公共支出，这样至少可以节省三分之一以上的财政负担。假如改革只治税费，不治官贪官冗，就难以跳出历史的周期率的惩罚。 　　第三、税收制度的设置受市场 经济 规律的制约。市场经济规律对税收的制约是多方面的。最明显的是要求税收制度为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促进资源在全国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