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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赠与合同撤销权的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改善，大多数人告别了产品短缺时代并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一部分人已经率先富了起来。相应地，社会生活中的赠与行为也明显增多，赠与物也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今的赠与物不但种类繁多，而且赠与物的价值也是今非昔比，赠与在财产流转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赠与合同己经成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合同。如何规范生活中的赠与行为，把赠与行为纳入健全的法律轨道显得更加重要。由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受赠人无需付出相应对价即可获得赠与财产，于是，在一般情况下，法律应该对赠与人给予更多的保护，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正是为此规定。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出我国赠与合同的规定还有一些的不足，亟需完善，比如:体系逻辑混乱，部分法条规定不明，对公益赠与合同的相关限制也不明确等等。为此国内过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下面是专家学者的相关论点。 一、国内研究现状 朱淼（2012）在《?赠与合同制度辨析》说赠与合同是典型的单务合同、无偿合同。其在单务合同、无偿合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与买卖合同在双务合同、有偿合同中的地位相似，单务、无偿性是其最大的特征。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性质和特征，赠与合同在赠与人和受赠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赠与人在无利益回报的情况下做出给付，受赠人在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收获利益。 宁红丽（2013）在《赠与人“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说赠与合同的无偿单方给与行为，不符合公平等价交易原则，也不符合法律正义。法律应该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尽量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正是对当事人各方利益保护的需要，这才有了撤销权制度存在的法律上的基础，法律通过赋予赠与人以撤销权来保护赠与人的利益。法律赋予赠与人以撤销权的主要目的就是赋予赠与人在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后以悔约权，使赠与人不致因一时冲动、感情用事等情形下，将财物无偿给予他人，而受法律上的约束，遭受财产上的损失。 王明晖（2012）在《合同法中五种撤销权辨析》一文中说，赠与往往是基于感情及救助等因素而进行的，赠与人须具有一定的经济优势，但如果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和生活的，若要求其履行赠与义务，事实上将成为不可能。因为对于一般赠与合同而言，即使赠与人并未发生经济状况的恶化，在标的物转移之前有权通过行使任意撤销权免除赠与义务，有无此条的规定并不影响赠与人的权利的行使，因此应当认为该条适用于上述两类赠与合同，但在适用时应严格掌握，防止赠与人滥用权利规避其赠与义务。 姬新江，赵家琪（2012）《对赠与合同撤销的法律思考》一文中说合同撤销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享有合同撤销权的主体撤销的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即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或意思表示有瑕疵。其二，合同撤销权须由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行使，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无权行使，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都不得依职权主动撤销合同。其三，合同撤销权是撤销权人享有的权利。撤销权人是否行使撤销权，应由权利人自由决定。其四，合同撤销权在行使之前，合同仍然是有效的，但一旦被撤销则自始无效。同时，撤销权人享有的撤销权依法定原因而消灭后，不得再主张撤销。 吕舜林（2012）在《赠与撤销权实务问题探讨》一文中说形成权是在特定情形下，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依自己单方意思表示就能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它意味着合意原则的偏离，因此，必须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既可以因为形成权相对人的事先表示同意，也可以有法律本身作出规定。如:重大误解，基于对意思表示真实的要求而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 行为;根本违约、预期违约，基于给付障碍而规定的合同的法定解除权。 汪渊智，李志忠（2012）在《赠与合同的撤销》一文中提到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是指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仅凭单方撤销的意思表示就可使合同自始归于无效的权利。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与赠与合同中的任意撤销权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从行使的时间来看，都是在合同成立后未履行前行使;从权利主体来看，撤销权的主体都为法律着重保护的一方当事人(赠与人、受欺诈、受胁迫、发生误解的当事人等)，另一方当事人不享有此权利(从我国的立法情况来看);从行使的方式来看，享有权利的一方向相对方为之即可。 胡晓军（2011）在《赠与合同撤销权问题研究》一文中说赠与合同中的任意撤销权不具有溯及力，如果赠与物的权利己部分移转，则任意撤销权只对未转移部分发生效力，对已移转部分不发生效力;而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一经行使，则合同自始无效。因此，赠与合同中的任意撤销权和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形式。 王荣珍（2011）在《论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与赠与人的责任》一文中说一般而言，赠与行为是赠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