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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武则天定都洛阳的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张美华 ［关键词］武则天，洛阳，政治原因，形势要地 唐初定都长安。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以洛阳为东都。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以住洛阳为主，直至在洛阳病死。武则天称制后，于光宅元年（684年）迁都洛阳。她掌权期间，除了长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 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司马光解释说：武则天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1］。《旧唐书》亦载：“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王、萧两人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此时距武则天定都洛阳，已近二十年。况且，武则天称帝后，仍然在长安住了两年。因此，仅仅以王、萧两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岑仲勉先生认为，武则天“长期留居东都，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洛阳之取资东南，比关中八百里而近，吾人固不否认，然此实非则天之本意”［2］（p.148）。岑先生对武则天持贬斥态度，其言论并非十分公允。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3］（p.146） 笔者以为，陈寅恪先生之说很有道理，武则天定都洛阳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就政治原因而言，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近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心愿。 武则天尽管贵为天子，但毕竟只是一个女子，她无法扭转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她可以让中宗和睿宗姓武，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李唐王朝媳妇的身份。武则天的这种无奈充分体现在立皇嗣问题上。天授二年（691年），王庆之等人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武则天问王氏：“皇嗣我子，奈何废之？”王氏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 ［1］这种回答不无道理，武氏只好抚慰他离开。后来王氏屡次求见武则天，劝说她立武氏子孙为皇嗣，武则天大怒，命令凤阁侍郎李昭德杖击王氏。李昭德趁势劝谏武则天：“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巨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1］武氏亦以为然。七年后，立嗣风波又起。武承嗣、武三思多次派人劝说武则天立武姓子弟为太子。武氏对此犹豫不决。狄仁杰因谏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镐，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无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庙者也。” ［1］狄仁杰又借为武则天占梦婉言相劝，吉顼复为武氏具陈利害。至此，武则天才决意立子为嗣。 这种封建正统观念甚至影响了当时的后东突厥汗国。圣历元年（698年）六月，突厥默涰请求与唐和亲，武则天命令武延秀纳默啜女为妃。默啜认为武延秀冒婚，谓人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 ［1］遂囚禁武延秀，并率兵入寇唐地。这虽然只是默啜起兵的一个借口，但却反映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甚大，连正朔观念不强的游牧部族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压力下，武则天不得不在洛阳另起炉灶。这样，既能维持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又能显示出武氏在洛阳的至高无上，可谓一举两得。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武则天以僧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4］。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欲定都洛阳。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