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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蒙书对当代语文教育的意义 　　摘 要:敦煌蒙书属于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其中很多关于语文教材的编撰与使用、语文教育教学的内容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生命力。本文在梳理这样一批宝贵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其对当下语文教育、语文教材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敦煌蒙书;古代语文教育;当代语文教育;敦煌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 　　 　　一、蒙书与敦煌蒙书 　　 　　“蒙”,在《辞源》中是这样解释的:“萌生。通‘萌’。易序卦:‘物之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另一意思是:“幼稚。易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对“蒙学”的解释是“启蒙之学,犹今之小学。孙诒让《周礼政要教胄》:‘八旗王公大臣子弟,一体入学,其功课亦由普通蒙学,以升于师范专门。’”①所以古时8至15岁儿童的教育叫“蒙养教育”,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称“蒙馆”;所使用的教材就叫蒙学教材,又称“蒙养书”、“小儿书”。由此可知,蒙学是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它一般招收8岁至15岁的儿童入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和初中教育阶段。蒙学创始于奴隶社会的夏朝,在秦汉时期得以不断发展,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程序,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作文的教学,为进入官学、书院以及为应举考试作准备,大多属于私学性质。② 　　《尚书》孔颖达《正义》中说:“蒙谓暗昧也,幼童于事多暗昧,是以未知童蒙焉。”可见,蒙学阶段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启迪童蒙,消除暗昧。要想完成这一目标,自然需要相应的教材,蒙学教材就顺其自然诞生了。因此,蒙学教材就是指蒙学阶段所用的教材,即通常所说的“蒙养书”或“小儿书”,它是我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或编选,在村学、私塾、书馆中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 　　敦煌蒙书是敦煌文献中极有特色的一部分。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土地庙、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国、北朝、隋、唐以至于宋代的多种文字的古代写本和印本。③在这众多的文献中,约略有300卷是与蒙书有关的,总称为“敦煌蒙书”。 　　 　　二、敦煌蒙书的类型 　　 　　中国蒙书的发展很早就开始了,但所能看到的童蒙教育的教材大都是宋元以后的,唐、五代的童蒙教材,过去的史籍目录都较少记录。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得5万多件写卷文书和少量刻本文书忽然出土,加上石窟壁画、彩绘雕塑的精美展现,顿时在世界范围产生研究的热潮,遂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以敦煌地区遗存至今的文献文物资料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在五、六万种的写经中,就有大批的蒙书,种类繁多,大部分都是唐、五代的写本,这就使我们在1000年之后,能够有幸再次看到唐代前后民间教育的情况,考察中国童蒙教材教育发展的脉络。敦煌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与某个学科结合才能产生新颖深邃的新学问。然而,100多年来,虽然敦煌学、敦煌蒙书研究很热,可真正把敦煌学与语文教学、语文教材编著相结合、从文化教育和语文教育角度来研究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郑阿财、朱凤玉二位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张志公先生早在1962年就出版过一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④的著作,附有《蒙学书目稿》一份,该书后来修订时有增补了许多内容,具有极好的研究指导意义。近年来,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郑阿财、朱凤玉夫妇合著了两本有关敦煌教育的著作,一本是《敦煌蒙书研究》⑤,另一本是《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⑥。在《敦煌蒙书研究》的附录《敦煌蒙书研究论著目录》中,所涉作者来自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地区、台湾省等几个国家与地区的研究论著共计94篇(部),而内容谈及语文教育、语文教材或出自教育类刊物、出版社的仅有13篇,占14%。郑阿财教授近来又编著了一部《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新编(1908-1997)》⑦,收录内容逾一万多条,有关敦煌地方教育方面,主要有李正宇的《唐宋时代敦煌的学校》和《敦煌学郎题记辑注》等,前者对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后者则是搜集敦煌文书中的学郎资料。 　　 　　如此珍贵的资料,却没有被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材研究充分利用,实是可惜。虽然敦煌蒙书只是敦煌文献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其在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史和语文教育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敦煌蒙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蒙学教材,作为蒙学阶段使用课本的统称,实际上,每一本蒙学教材的内容选编和结构形式是不完全一样的。关于蒙学教材的类型目前有如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法:一是从教材内容角度来分,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中对宋代的蒙学教材的分类,将其分为综合性蒙学教材、道德类蒙学教材、历史类蒙学教材、诗词歌赋类蒙学教材、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类蒙学教材五类;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将宋元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