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秦汉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问题.docVIP

　　论先秦秦汉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问题 一、从氏族所有制到个体家庭所有制 氏族所有制是史前的一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成员共同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出现了血缘关系更为密切的家族公社（或称大家族）。[1]家族公社是“氏族分支的终端，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如果认为由于分化小家庭的产生过程为终结，那么家族公社则为倒数第二个形态。”[2]“乃是一个由群婚中产生并以母权制为基础的家庭到 现代 世界的个体家庭的过渡阶段。”[3]在仰韶文化时期的元君庙和横阵村两个氏族公共墓地中的墓葬，大多是男女老少都有的多人合葬墓。[4]这说明，在我国母系氏族繁荣阶段，大家族组织已经出现。大家族开始只是一个消费单位，然后 发展 为生产单位，最后作为 社会 的基本单位从氏族公社中独立出来，氏族所有制为家族公社所有制所代替。 家族公社早期，家族公社成员集体占有生产生活资料，共同劳动，土地属于“公有共耕”；到家族公社后期，个体家庭从大家族中分化出来，大家族的财产逐步变为个体家庭所有，土地属于“公有私耕”，即原来集体耕种的土地，以份地方式分给个体家庭使用，土地仍然归家族公社所有，个体家庭只有使用权，而且往往定期重新分配，在份地之外还要留下一块地供集体耕种，收获物作为家族公社的公共开支。[5] “公有私耕”是家族公社的最后阶段，它的继续发展就是家族公社崩溃，个体家庭完全独立。所以，在没有外来力量干预情况下，氏族所有制到个体家庭所有制的变革路径一般为：氏族公社所有制——家族公社所有制——个体家庭所有制。 这种正常的变革路线，被一种超越家族公社的外力即国家权力所干扰而变得复杂。在原始社会末期，家族公社土地处于“公有私耕”阶段。这时，国家出现了，家族公社的土地所有权被国家剥夺，家族公社对土地只有实际的占有权，家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变为土地占有制。夏、商、西周实行的井田制就是这种被国家剥夺了所有权的古代公社占有制。[6] 先秦 三、私有观念和私有财产关系的扩张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 恩格斯说：“这个 时代 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 自然 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 社会 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39]“卑鄙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40]这种来源于私有观念和私有制的私欲正是氏族所有制到个体家庭所有制变革的动力。 私有观念的出现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根据进化心 理学 的观点，人的自我意识产生于更新世末期的直立人，是在对包括生态学压力和社会压力在内的环境压力的反映过程中获得的，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人际互动的 发展 ，人的认知能力得以进化，自我评价和自我尊重产生，人的自我意识因之出现。[41]自我意识的发展，使个体对生产生活中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物品产生自觉地占有的意识，从而导致私有财产的产生。所谓私有财产，实质反映着以财产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离不开人的自觉的意识。因此，是私有观念导致私有财产的产生，而不是相反。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认为，在早期的部落或氏族公有制内部，随着生产发展，剩余产品出现，剩余产品导致私有财产产生，有了私有财产或私有制才有了私有观念。这种观点似是而非。首先，所谓剩余产品的说法是有 问题 的。剩余产品从来都是相对的。“从人与物这一自然关系角度看，人类物质生产品不可能有剩余。人类消费水平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仅就必需消费品来说，今天的必需消费品，若干年前可能是奢侈品，而今天的奢侈品，以后可能变为必需消费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消费掉它所可能创造的一切生产品。”[42]其次，私有财产是对财物的排他性的占有关系，是以人们普遍性的社会承认作为前提的，很难想象，当一种私有财产关系被承认时，人们事先没有排他性的占有财物的意识。所谓先有公认的排他性的财产占有关系，然后才有私有观念，这在现实和逻辑上都难以成立。因此，我们认为，正是先有了占有财产的意识和欲望，才会有对财产的排他性的占有关系。 公有和私有从来都是相对的。氏族所有制、家族公社所有制和个体家庭所有制，实际都是公有和私有的对立统一体，在氏族、家族和个体家庭的内部，财产是公有的，然对外部而言，则属私有。氏族财产的内部公有，并不能否定氏族之间财产、利益的排他性事实，事实上，为了争夺土地、水源等，氏族之间经常爆发冲突。个体家庭的财产对家庭外部来说，属于个体家庭私有，但在个体家庭的内部，财产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