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是1977—1996）之三.docVIP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三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三、 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 社会 经济 的再认识 新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文革”前已经展开的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 资本主义 萌芽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鉴于“文革”期间封建主义的泛滥，“文革”刚刚结束史学界就揭起批判封建主义的旗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关于中国 历史 上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讨论即由此而继起。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后来又作出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 经济体系的战略决策，给历史科学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国传统 农业 与农业现代化，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和城市化的道路，传统社会中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等渐次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特点及其近代化道路的再认识。这些讨论，大体可以八十年代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集中讨论上述问题的文章较多，而“文革”前延续下来的一些问题在讨论中仍占重要地位。后一阶段传统的重大问题讨论趋于沉寂，商品经济、传统市场等问题成为主要讨论题目。同时，专门的讨论文章减少，人们主要通过对专题史、区域史、部门史具体问题的研究，发表自己对重大问题的意见。下面，我们对主要问题的讨论作一些介绍，并试图对讨论中的主要思路和理论派别，大体疏理出一个脉络来。 （一） 古史分期讨论和对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 1． 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新态势 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文革”前被誉为中国古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它是以社会经济形态即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理论为基础的。“文革”前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尤其是隋唐以前时期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经过“文革”期间的沉寂78年10月，《历史研究》等单位在长春召开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使该问题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再度成为热点。 古史分期的焦点是确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期计有西周、东周、战国、秦统一、西汉中、魏晋、东晋、中唐等九种不同主张。影响较大的仍是西周说，战国说和魏晋说。 西周说在新时期的代表作是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80）马曜、缪鸾和的《西双版纳傣族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89）等。该派主要是从土地所有制（以周天子为首的各级领主等级所有制）和与之相联系的剥削方式（助耕公田的劳役地租、农业劳动者的身份地位（突出其具有独立经济和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来进行论证，应该说是言之成理的。但先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殷周之际看不到社会生产力的明显变化，能否构成社会形态更替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西周封建说常受到人们的质疑。近年主张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的学者论证商代主要生产者并非奴隶（详后），部分持西周说的学者肯定其理论（如赵光贤），从而动摇了自己立论的部分前提。因此，如何进一步论证殷周社会的本质差异和合理解释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成为西周说应予解决的主要问题。西周说的主要论据与基本构架是范文澜等在“文革”前提出的（赵著初稿亦在文革前），“文革”后不少学者多方面予以补充、匡正和发展，但尚未出现系统化的集大成的新著。 “文革”前，以郭沫若为主要代表的战国封建说居于主流派的地位，“文革”后受到不同观点的批评较多，因此继续主张战国封建说的学者面临回答各方面的批评，以至重构其理论体系的问题。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林甘泉和田昌五的工作。田昌五首先揭出重构战国封建论的旗帜，著有《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82）等一系列论著，他继承了郭老的观点，否认殷周存在公社，反对中国阶级社会属于或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古代东方类型社会”的任何说法，认为殷周实行属于发达奴隶制范畴的宗族奴隶制（郭老原来的提法是种族奴隶制），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问题上，则放弃郭老强调“初税亩”作用的观点，改以七国变法，尤其是商鞅变法的标志。林甘泉的观点系统地反映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册和《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史研究》96、4）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中。他认为殷周家庭奴隶制获得充分发展。他对郭说的修正主要是承认殷周 农村 公社和家族公社的存在，承认井田制下公社农民领取份地、助耕公田等，故他所说的殷周奴隶制属“亚细亚财产类型”。这和秦统一封建说（详后）已较接近。由此可见，战国说在新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至分化。战国封建说也是主要从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私有制产生和逐渐占主导地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剥削方式（庶子制、租佃制、雇佣制，尤其是租佃制的产生和发展）来论证封建制的产生的，但同时也强调生产力（铁器牛耕）的发展和个体小农的出现。无论生产力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