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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产”与“无产”几个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有关“无产者”是否还存在的话题，又重新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有产者”和“无产者”划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当代“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扩展？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原有的观点、结论是否仍然适用，而且更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否还科学。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1）“生产力标准”是否科学；（2）“生产关系标准”是否过时；（3）如何认识“中间阶级”。 　　 一、“生产力标准”是否科学 　　近来理论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状况的改善、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存款的攀升，一句话，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广大劳动人民已经“告别无产”[1]。显而易见，“生产力水平发展”构成了“告别无产”的最有力的依据；否认“告别无产”，也就意味着无视“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事实。正因为如此，这一观点似乎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的确，不论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阶级“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相比，还是与旧中国那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卖儿卖女的“无产者”的悲惨境地相比，如今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如此变化，我们还能把他们称为“无产者”吗？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个要害问题：“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划分标准究竟是什么？按照上述观点，只要与过去相比，生产力发展了，生活状况改善了，收入水平提高了，“无产者”就进入了“有产者”行列。换言之，无论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无论是老板还是打工者，无论是大款还是失业工人，只要拥有住房、彩电、冰箱、存折、股票，一句话，只要人们的生活状况与收入水平较之过去有了提高，那么在本质上就没有区别，都是“有产者”。如果有区别，也仅仅是所拥的“产”的多少不同、程度不同而已。有人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整个社会的公民都属于资产劳动者的范畴。”（注：近期的文献可参考陈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载《上海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高放《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 　　不难看出，上述“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划分标准是“生产力标准”、“收入标准”、“生活水平标准”，其“有产”或“无产”的内涵是“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我把这种标准简称为“生产力标准”。公允地讲，用这种标准来界定“无产者”和“有产者”，有助于我们看清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有助于我们理直气壮地追求物质利益，有助于我们坚定发展市场经济的信心。然而，尽管其良好用意值得称道，其学术创意也值得认真对待，但用生产力标准能否科学界定“有产者”和“无产者”，我却心存疑问。 　　横向来看，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仅拥有自己的住房，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汽车、存款、信用卡，甚至数量不等的股票。若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他们与雇佣他们的老板（资本家）一样，本质上理应不存在差别，他们都是“有产者”，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然而问题在于，老板与工人之间毕竟客观存在着雇佣与被雇佣的区别，这种区别并没有因为大家都成了“有产者”而消失。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区别在生产力标准下已不知所终。或许我们不应再以“传统”的观念来思考问题，或许我们可以用“产多产少”来区分人们的不同地位，但这恐怕仍有问题：大老板与小老板的区别固然可以用财产多少来区分，老板与打工者的区别又如何能用财产多少来区分？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固然可以衡量贫富差距，但它又怎么能成为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划分标准呢？拥有多少财产才是资本家，低于多少财产才是打工者？如果生产力标准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以此来界定“有产者”和“无产者”就很难让人信服。 　　纵向来看，封建社会的佃农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相比，前者不仅拥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而且还拥有一定的生产工具、住房，少数佃农甚至可能还拥有少量土地。以今天的水平来看，虽然这些“财产”质劣量少，但与奴隶相比，其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已“今非昔比”。按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既然佃农的生活状况与收入水平较之奴隶有了较大改善和提高，那么佃农就理应“告别无产”，进入了“有产者”行列。然而，无论是基于历史分析还是基于现实分析，恐怕人们都难以把佃农与当时的“有产者” （地主和贵族）视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如果将生产力标准贯彻到底，我们恐怕只能陷入“此亦—是非，彼亦—是非”的悖论之中，这样的标准又何来客观性可言？ 　　从发展趋势来看，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有产者”和“无产者”，必然引申出这样的逻辑结论：既然“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别在于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那么，只要在相对水平上提高“无产者”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状况，“无产者”就可以成为“有产者”。如此一来，改变“无产者”的“无产”地位就与所有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