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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使人们感到骄傲。这是它 民族 感情的一面。同时，它又用西方（新）古典 经济 学 的理论来理解中国，这是它西化的一面。把两者合并，就可以用 市场 经济来连贯灿烂的18世纪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凭此打造出一个由市场经济推动的非常强大的中国的前景。这个论调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既拥抱民族感情又拥抱西方化，即在感情上做到既反西方又拥抱西方，既反中国传统又拥抱中国传统。 在中西传统长期并存的悖论实际下，这样的感情性拉锯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近现代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脱离实际。面对 历史 实际，我们更需要探讨的是两者的并存和互动。最为关键的是首先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语境，从两者共存的现实出发寻找出路。今天的中 国学 术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困扰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但是已经显出不少超越这种对立的动向，也是我们应该认可和参与的动向。 [1]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三)形式主义的误导 正是中西共存以及悖论的实际要求我们采取不同于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西方主流形式主义认识方法来认识中国。若从“启蒙现代主义”的人是理性人的理论前提出发，预期现代 社会 必定会整合于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社会、政体和 法律 逻辑 ，那么我们就必定会否认中国的悖论实际，因此陷入西方现代和中国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争论。 现代形式主义理论之所以把人们推向这样的选择不仅出于现代主义的实质性内涵，也出于它所提倡的认识方法。因为，形式化理论，在它理性人的前提之上，更要求在话语上规范化，以及逻辑上整合化（也就是“形式化”），把其前提贯彻于全套理论。形式主义理论其实不仅是一套实质性理论，它也是一套建构理论的方法、一套如何把知识系统化而提高到理论层面的方法。因此，它对我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它的实质性内容，也在于它所要求的认识方法，是被现代人广泛看作是“科学”的方法。 人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这个前提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就凭我们日常的接触和观察，我们都会知道许多人的行为是出于感情用事的，理性常常只不过是借口。也就是说，斯密的经典经济学和韦伯的经典 社会学 的理论前提都是很片面的。但是，它们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并且压倒其他的理论。许多主流社会科学家们甚至简单地把它们等同于实际。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有科学主义在起作用。现代科学要求人们把知识形式化，也就是说构造一系列只是“专家”们所能了解的专用话语和概念。这样，便只有专家，也就是已经接受其理论前提的人们，才对其拥有发言权。普通人们不可问津，更无庸说质疑。正是在这样的科学主义的构造和制度之下，使形式主义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能够长期卫护自己的主流地位。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对中国语境的影响可以见于中国语境对“形式化”的理解：根据严格的现代西方 哲学 的定义，“形式化”概括的是“科学方法”,是现代科学认识所必须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种对“形式化”的严格用法，便会看到在广泛的知识界的话语实践之中，自然而然地对“形式主义”形成了一种贬义性的使用，认为它过分依赖形式，忽视实际。当然，有的人会认为这是一般非专家知识分子的无知，他们不了解深奥的科学认识方法，但我认为这正体现了人们在话语实践之中的智慧，他们不接受科学主义的误导。可是，人们虽然反对“形式主义”却多迷信“科学方法”，没有意识到科学主义所体现的正是形式主义。 今天，我们需要摆脱形式主义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的束缚，而从人们的实践出发去认识中国。与理论建构不同，人们在实践之中，一般会自然而然地面对现实。它不会像理论那样要求自洽、整合于逻辑，而因此作出非此即彼的一元选择。它会从二元或多元的实际出发，允许矛盾和非逻辑的存在，或者要求协调、综合两组不同的建构，并在此之上作出行为的抉择。我们也可以说，相对理论而言，实践是比较均衡的，它不会像理论那样一再大幅度地摇摆和一面倒。中国的近、现代充满这样的实践以及其所包含的逻辑。 （四）实践的现代传统 二元对立的语境所造成的误区之一是无视现代传统。对立的是西方的现代和中国的前现代，非此即彼。我们看到，形式主义经济理论所主宰的经济史，用亚当·斯密理论连贯18世纪中国和改革后的中国，基本无视其间将近两个世纪的时期。而本土论者则指向未经西方入侵和影响的中国传统，因此同样忽视中国近、现代历史。此外，本土论者所借助的后现代主义是从全盘否定西方现代主义出发的，因此只关注（受西方影响之前的）“传统”，同样无视近、现代史，包括中国革命在内[1]。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