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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及影响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军用之中又以九边需量最大，再加上互市的需要，数量至少在五六百万匹几至一千万匹（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二章，《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当时所需棉织品一部分取之关中泾阳、朝邑、大荔等县，另外绝大部分则从江南地区贩运。因此，明代江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 经济 联系中，江南棉布的大量输边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江南绸缎也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内容。明政府与边境各少数 民族 贸易中的互市缎，大多购自江南地区。每年西北”宣、大、延、绥、甘肃遣官赍银数万两，买互市缎”（注：光绪《苏州府志》卷七十，“名宦”引顾炎武“寇公墓志”。）。江南丝织品还曾一度是各地呈办织造的重要内容之一。山西潞安“每岁织造之令一至，比户惊慌，本地无丝可买，远走江浙买办湖丝。打线染色，改机挑花，雇工募匠，其难其慎”（注：乾隆《潞安府志》卷三四；陈学文：《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第64页。）。这一官方 市场 也成为江南丝织品形成全国性市场的重要因素。 清代，官方所需的大量棉布仍有许多来自江南，虽然这中间并非是全部运往西北地区，但这种官方市场仍然存在，象军需品、官方的茶马互市等等。李煦奏折中有许多即为向康熙帝汇报在江南地区采买各类布匹事宜。山东临清是松江梭布的最大集散地，朝廷委派官员去江南实地采买者，需借道临清北上，而各路商贩自行贩运北边销售者，有相当数量棉布购自临清市场（注：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载《 中国经济 史研究》1986年第2期。）。 清代，江南丝绸更成为清政府与西北边境少数民族贸易的主产品，其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绝对的优势。据林永匡、王熹的研究，以数量言之，乾隆时在90％以上，嘉庆和道光前期在85％以上，道光后期到咸丰三年贸易结束在90％以上。 官方市场及边境贸易带来了西北地区商品流通的繁荣及西北商人的活跃。当时边防所需的大量棉布多由晋商从江南地区贩运而来，也使得晋陕地区的众多商人因之致富，为其日后进入全国市场奠定了基础。边境贸易也还增加了各地政府的 财政 收入，带来了边境城镇的繁荣。“张家口本荒徼，初立市场，每年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自湖广。因广召商贩贸易，号民市。兼收其税，充诸将吏廪犒需。时真有胡越一家气象”（注：谢国桢：《明代 社会 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107页。）。宣府原是一个荒寂的小城，明朝成为“九边”重镇，是军队屯集、驻守的据点，后来又与鞑靼部的俺答建立了“封贡互市”关系，因而商业也跟着发展兴旺起来。“先年宣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五五，引万历《宣府镇志》，宣化府风俗考。） 应该看到，就明代西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而言，无论其商品交流的品种，还是其购买力，都还远未达到与江南地区有如上规模商品流通的程度。在这“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的背后，是庞大的官方市场的强有力的支持，因而其商品市场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清代，随着周边 环境 的逐步稳定，驻边军队大量减少，边境贸易便急剧衰落。“及大军既撤，仅留守戌官军，食口既少，则所需不繁，货价大减。……商贾为之色沮，落魄失业者，比比皆然”（注：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107页。）。另一方面，由这种官方市场所带来的 农业 、手 工业 品的商品化，有其自身的两重性。就江南地区而言，庞大的官方市场确也刺激了明清江南地区棉花种植与棉布纺织的商品化，政府需求实际上成为织户棉织品最可靠的市场保证。但这种市场容量带有很大的虚假性，从长远的角度看，它又给江南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惰性，使其无需锐意进取，扼制了江南手工业技术更新的积极性与必要性，削弱了其自身拓展市场的能力。松江地区具有长达几百年的棉纺织业发展的 历史 ，却总是在低水平条件下的重复性简单再生产，在生产技术上始终没有出现质的飞跃，与这一官方市场现象不无关联。 丝绸贸易则有所不同。清政府每年在江南采办的贸易绸缎的数额十分可观，在客观上刺激了江南丝织业的发展。丝织品作为消费层次较高的产品，对原 材料 、生产工艺、花色品种等方面本身要求比较高，而江南地区悠久的丝织业发展历史，使江南丝织品在技术要求方面均能领先于同时期的全国其他地区，及至清代，其产品也能够达到质优价廉，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很强的竞争力。其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没有像棉织品那样，受到其它地区丝织业发展的挤压与冲击。另外，贸易绸缎对质量品种式样色彩图案都有一定的要求，带动了边疆地区蚕丝和织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