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中国式教育道路”浅谈.docVIP

　　陶行知“中国式教育道路”浅谈 摘　要：在 教育 家陶行之的教育 理论 中，有关教育与 经济 关系的论述，如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制约、如何开发利用教育资源等 问题 ，对当今教育如何与经济 发展 结合，探索 中国 式的教育道路，从而加速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 的目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理论；教育与经济发展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和小先生制等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指导着人们的教育实践，为人们所熟知。但他关于教育与经济结合，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的理论却少有人提及，更谈不上深入 研究 。笔者拟就陶行知先生在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教育资源、教育成本、教育的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教育主张及其现实意义作一探究。 一、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制约关系的思想 陶行知先生对教育与经济的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认识得相当深刻。这种制约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教育的 内容 、 方法 和组织形式 陶先生认为，必须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来办中国的教育。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他指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大家要靠着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所以生活是穷苦的很；尤其是经过一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三十多年的内战和8年的抗战弄得万分穷苦。”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办中国的教育，就是要从“穷”字出发来办中国教育。 首先，教育的内容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陶行知先生主张教育的内容要根据生活的需要来确定。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要受什么样的教育。生活与教育是一体的。而经济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教育的内容首先决定于经济生活。这里所说的经济生活，不仅包括生活消费活动，而且包括生产消费活动。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主要靠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的落后的农业国。因此，陶先生考察当时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着重考察的是当时中国乡村的经济生活状况。陶先生在收入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师范学院教育年鉴中的《中国》一文中，曾详尽考察了当时中国“乡村生活之状况”。在考察了中国乡村生活状况之后，陶先生指出：“我们必须牢记，对农民们真正的教育必须包括使农民理解与 农村 生活有关的一切重要问题，并懂得一切 影响 着他们生产和生活的 自然 力量，以及积极努力地帮助农民，或者指导他们自助，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达到一个小康的生活水平。”陶先生的这段论述，不仅指明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内容，而且指明了中国乡村教育的目的。而这二者都是首先由当时中国乡村的经济生活状况所决定的。陶先生在《新中国与新教育》一文中详尽地考察了东北失陷区的农民、工人和学生的生活之后，指出当时中国人民经济生活如此穷苦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派的卖国、独裁和大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因此，必须实行大众教育，实行抗日救国的国难教育。“大众教育是要教大众以生活为课程，以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生活，做他们的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程。这非常生活，便是当前的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生活战斗。这是大众教育的中心功课”。 其次，教育的方法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陶行知指出：“承认中国是从农业文明开始渡到 工业 文明，经济是极端贫穷。我们必须发现穷办法，看重穷办法，运用穷办法，以办成丰富的教育。”他在谈到“大众教育怎样办”时，曾写有下列一段文字：“依据教育部的统计，每一个小学生每年要用八元九角的教育费，民众学生每年要用一元八角钱的教育费。现在中国有二万失学成人，七千万失学儿童。这二万万七千万人当然是我们大众教育的对象。照上面的费用算起来就得要十万万元才能普及初步的大众教育。这个数目不但是大众自己办不到，就是教育部，去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筹到三百多万元的义务教育经费，对于这十万万元的教育经费也一定是筹不出来的。因此，大众教育在现阶段一定要突破金钱关，才能大规模的干出来。”要突破金钱关、就必须找出穷办法。陶先生找出如下的“穷”办法；社会即学校；即知即传；小先生制和新文字方案。 再次，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教育的组织形式。根据当时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陶先生在不同的时期，曾主张和创办了不同的教育组织形式。在陶先生教育思想发展过程的早期，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由这个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主要教育组织形式应是乡村教育。在晓庄学校被封闭（1930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至爆发“一?二八”战争的1932年以后，陶先生已愈益明确地认识到，导致中国经济生活万分穷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整个民族”“起死回生”，教育的最好组织形式应是工学团。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以后至全国抗日战争的初期，陶先生就组织和领导国难教育社，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