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何时脱离人治思维？.docVIP

“严打”何时脱离人治思维？ 　　关于“严打”，一些法学界和司法实践界的人士近来也颇有微词，而在我接触的社会各界中，倒也有人认为“严打”是有必要的。尽管对同一事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分析这种分歧何以产生，并试图对“严打”这一事物作一评价。 　　作为对犯罪的从严打击，这种现象是与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犯罪现象的严重程度有关。“刑罚世轻世重”在我国是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可以说影响了几乎整个封建文明史，而这种思路在今天仍然是很有市场的。从国外的情况来说，刑法学上有以德国著名法学家李斯特等人为代表的刑事政策学派，该学派也主张根据社会实际情况的不同，调整刑事政策，通过犯罪化（既将原来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例如我国新刑法中对一些环境犯罪、土地资源犯罪等规定）、非犯罪化（即将原来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非犯罪，例如我国新刑法中对投机倒把罪的分解等）、重刑化（例如对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的加重）、轻刑化（例如对商业受贿从受贿罪中分出，并轻其刑罚等）这些手段，来对变化的社会状况作出反应，进行动态的调节。事实上不难理解，由于社会状况是变动不居的，所以任何企图制定一劳永逸的刑法的努力都必将归于失败，而通过刑罚的变化（广义上的，包括了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等），对社会起到应有的刑事调节作用，这本该是应有之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历史也证明是有效的。刑法应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而不能变成僵死的无生命力的东西。只要在程序上严密刑事政策的体现方法，那么这就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这样看来，“严打”本身是由特定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无论古今中外，它是一种客观需要，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变化在刑事法上的反映，它不但无可厚非，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只要有刑法存在，就必将仍然有刑事政策发挥作用的余地，这是可以预见的。 　　从我国建国以来的历次“严打”来看，提出的时机无不在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的时期。在1983年当时是国门初开，经济开始转型，而经过“文革”后，一方面中国的传统道德被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尤其是“文革”摧毁，几千年来的中国“以德立国”的传统已经无法再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国家秩序，传统道德已经无法再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无法内化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另一方面，随着“文革”中的一些过左的口号式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如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被证明是带有空想色彩的；更重要的是“文革”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一基础一旦不复存在，需要重建则是极其艰难的。因此，当时在理想道德上出现了一段“真空”，或者说出现了极端的多元化，人们的行为往往失去了善恶评判的标准。与此相应，以流氓犯罪为代表的各种刑事犯罪大增，流氓犯罪其实就是道德沦丧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严打”，这一次“严打”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流氓等恶性刑事犯罪，这些犯罪中主要是刑法理论上所说的“自然犯”，也就是说是凭人类的良知就可以判断为犯罪的那些行为。而今年的“严打”提出，其社会经济、政治基础与1983年已有了不同之处。目前的社会形势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开始进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候，而随着国门的进一步开放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外的一些有组织犯罪也开始把触角伸入到了我国，国内的犯罪集团的经济实力也开始大增。因此一方面是有组织的犯罪开始出现严重化的倾向，黑社会类犯罪开始出现；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一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外来人口犯罪也增加；第三，一些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牟取非法暴利的犯罪也开始大行其道，这一类犯罪在刑法学分类上被称为“行政犯”，也就是说往往凭人类普遍或普通的良知无法判断，但却是违背了一些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的（例如偷税类、走私类犯罪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这次“严打”的重点就是针对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的。因为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没有一个经济的良性持续发展，所以我认为“严打”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能说不必要，“严打”本身仍然是无可指责的。甚至“严打”的提出，也可以说是顺乎民意的，这一点从近几年来的“社会状况蓝皮书”中的多份调查报告中可以得到印证，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中，每年都将“社会治安”问题排在了前列。这种群众基础和社会现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严打”提出来后，有许多人认为是及时和必要的，是对社会有好处的。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论证了“严打”本身是合理的，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也是必要的，却又为何有一些法学界和司法实践界人士对其相当反感呢？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严打”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提出“严打”的方式和程序却错了！ 　　从表面上看，本次提出严打是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点与1983年并无二致，但是法律背景却不同了。因为我国现在已经将“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将“罪刑法定”写进了刑法。而这些在1983年却并不存在。因此，如果说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