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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国际法”研究与中国“世界图景”的重建 先秦国际法研究与中国世界图景的重建 　前 言 　　 　　自晚清以降，大量近代西方国际关系的概念、话语、原则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输入中国，在与中国传统资源的碰撞、融合过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程中，重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建了中国人的世界图景。其中，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石的、以主权平等为核心原则的国际公法的引介，对于中国外交的现代转型，对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意义尤显重大。值得关注的是，从晚清到民国，在对近代西方国际公法的广泛引介、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股将国际公法与中国先秦历史相联系、附会的思潮，诞生了数量颇多的中国古世公法、先秦国际法研究成果。而有趣的是，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今日众多试图将先秦历史纳入近代国际法分析框架的学者所继承。 先秦国际法研究肇始于188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其基本格局由1934年法学大家陈顾远的《中国国际法溯源》所奠定。从晚清时西方传教士的有意为之，到民国时中国法学家的学术自觉，这一番颇值得玩味的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不仅是研究者身份的转换、研究水准的提高、研究目的的变更，更是中国人对自身、对世界观念的重新确立。 　　本文无意对国际公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及被接受过程做全方位的考察，亦无意对中国先秦是否存在国际法这一问题做名相上的探究。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从晚清到民国会出现这样一股将国际公法与先秦历史联系起来的思潮?这种思潮体现了中国人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怎样的意识?基于这个问题，本文拟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丁韪良及其《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的思想动机和论证方式；第二部分，在对晚清士大夫以《春秋》作为国际公法的历史视野中，考察陈顾远及其《中国国际法溯源》的问题意识与主要关切；第三部分，对《中国国际法溯源》的具体论证进行文本分析，考察其论证方式与其问题意识的关系；第四部分，本文结论。 　　 　　一、丁韪良与《中国古世公法论略》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发表于1884年。而在此之前恰好二十年的1864年，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翻译了美国人惠顿(Wheaton，Henry)所著的《Elements ofInternational Law》，并将其命名为《万国公法》，成为近代国际法在中国传播的滥觞。将此书译为《万国公法》而非《国际法原理》，并不仅仅是翻译措辞上的差别，而有其背后的深意在。在《万国公法》的凡例中提到，是书所录条例，名为《万国公法》。盖系诸国通行者，非一国所得私也。又以其与各国律例相似，故亦名为万国律例云。将近代以来形成于西方基督教国家之间交往过程中的国际法赋予普遍适用意义，在实践上以欧洲国际法为准则确立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往规范，在观念上让中国人在这一普遍主义原理的前提下接受欧洲国际法的合法性，进而将中国纳入到正在扩展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这种深刻动机在《万国公法》翻译之初即已暗藏。 　　但是，丁韪良这种试图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主权平等为蓝本的世界观来置换中国传统的世界图景的做法，似乎并未立刻奏效。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理解： 　　1、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传统和自身发展逻辑的国家，全盘接受异质文明的世界观，绝非一蹴而就的事。 　　2、1840-1884年这段时间，中国虽然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但是，尚未丧失对自身文明的信心。 　　3、中国士大夫在最初时，对于《万国公法》采取功利主义态度，将之作为对付列强的工具，在其意识中，中国处于公法之外。 　　4、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使尚德而非尚力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对于以强权为支撑的国际公法产生拒斥态度。 　　于是，究竟以何种方式才能引导中国人进入这一通行于西方文明国家间的国际公法体系，从而使中国人愉快地签订并落实国际条约，实现西方侵略利益的合法化，就成了丁韪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万国公法》翻译整整二十年后，丁韪良会发表《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将国际公法与中国先秦历史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使中国人认同国际法、外交等与其说是欧洲人强加给中国的，毋宁说是在新的时代里重新复活的中国传统，并用中国先秦历史来佐证国际公法的普遍主义，从而为中国人接受近代国际公法铺平道路。 　　在《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中，丁韪良的论证方式基本如下： 　　首先，认为中国在秦以降两千年垂一统之治，职是之故，公法之学，固无自而兴。从而推导出国际公法存在的两个条件：若于自主之国，境壤相接，舟车可通，势不能不讲信修性，以联邦交，一也。诸国交际往来，而无上下之分，二也。即一定数量国家的平等交往。从而认为，经英法前后两战，然后知泰西兵力之强的中国又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