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草根性.docVIP

　　论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草根性 论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草根性 　　喜剧电影是香港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类型，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也最具有香港的本土特色。无厘头喜剧是香港喜剧传统的传承和发展，它将世俗化的取向发展到了极致，用独特的言语表达和动作情节给电影观众带来了无厘头的娱乐狂欢。周星驰无厘头电影作为香港后现代文化的产物，在其先锋姿态下也隐含着忠于传统的理念。无厘头的狂欢并不是对理性和现存秩序的一种彻底的颠覆，它的宣泄过程是遵循着对主导压抑的规避策略的。［1］周星驰逆向思考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开拓了中国年轻人的创意空间，在嬉笑怒骂、插科打诨中，找到中国社会中久违的幽默感。 　　无厘头是粤方言，本应写作无来头，因粤方言来字与厘字读音相近，故写作无厘头。指一个人的言行毫无意义，莫名其妙。该类型电影利用对原有文本的游戏式疏离产生全新而深刻的喜剧效果，满足了现代社会人们浅性阅读的消费心理需求，迎合了大众追求轻松、自由的文化消费心理。无厘头的语言或行为并非是浅薄、无聊、搞笑的。它自身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只是它不表现为严肃正统的说教，而是通过一种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表象，直接触及事物的本质所在，并且周星驰无厘头电影在故事建构的类型化、小人物形象所体现出底层命运的人性关怀及对人间情怀和传统道义的坚守上显示了文化价值观的草根性。 　　一、故事建构的类型化 　　电影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大众文化，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情节化、叙事化、类型化，这是适应观众心理需求、迎合社会大众化审美趣味的艺术形式，也是电影工业化、商品化的必然结果。［2］对于相同类型的电影，就是按照外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模式进行区分的。在这样一个消费社会里，作为后现代社会代表艺术的电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电影影像的似真性所带来的直接感染力和其独特的视听语言具有对现代人感官体验的巨大统摄性，使它成为最能体现香港大众集体宣泄心理的消费形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类型电影的大量生产和戏拟与夸张之风的盛行。无厘头影片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批判表现尤为突出，特别是迎合了新生代的消费者的审美要求以及后现代深藏的悲观厌世，及时行乐，侥幸心理及小人物的英雄梦幻。但周星驰无厘头电影总是在一般的叙事模式下进行故事情节的建构，具有鲜明的类型化电影的特征。周星驰选择了这样的叙事类型，得到了大众的接受和认可。 　　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故事情节本文由.L.收集整理一直遵循这个模式：小人物胸怀梦想却不断受挫，然而经历艰苦磨炼，出人头地，终于惩恶扬善。这种故事模式与传统戏曲的故事建构基本相似。这表明，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情节没有摆脱传统古典的模式范畴。 　　如《九品芝麻官》中，主人公包龙星本性善良、聪明机智，本是九品县令，在审理水师提督之子常威强奸民妇小莲并杀害其一家一案时，为小莲主持公道不成反遭财大气粗的常家陷害，被迫流落到妓院做工，似乎是永无翻身之日。可是，包龙星却在妓院巧遇皇帝并以此为契机成为八府巡案，最后巧施妙计，力战坏人，终使得小莲沉冤昭雪，惩处了坏人。周星驰无厘头电影对有钱有势的人总是予以贬低，他们或是愚笨，或是心狠手辣。而那些小人物，却总是有着道德上的良好品质，并依靠这良好品质得到好的结局。 　　很少现代电影像周星驰无厘头电影那样，故事情节通俗简单。很多先锋作品为了追求影片的间离感，经常用一些将正常的时空打得支离破碎，把叙事线索搞得错综复杂，对于追求形式感而使电影晦涩难懂。［3］那些作品多采用开放式的叙事结构，也带来解读的多种可能，而周星驰电影的叙事结构是封闭式的。他的电影完全遵循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传统叙事手法，叙事过程中也很少用插叙、补叙等叙事手法。他的叙事基本上也是遵循较固定的模式，总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完全实现善恶终有报的大团圆结局。这就体现了周星驰无厘头电影对经典故事建构和叙事类型的保留和继承。 　　二、小人物形象体现出对底层人物命运的人性关怀 　　纵览周星驰从1992年到2004年的喜剧作品，虽然他的喜剧题材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剧中的角色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周氏电影始终坚持了小人物英雄这个主题。在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社会进步日新月异，生活压力不断增大，每个人都会面临小人物问题，或具有小人物情结。在社会面前，个体的力量永远是弱小的，个体面对社会永远是小人物，小人物代表的是一种平民化的人生。 　　周星驰无厘头电影中塑造的小人物形象都是处于草根阶层的。这些小人物，不仅仅是就其身份、地位而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感情、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小人物化的。小人物面对大时代的无奈，只有以自嘲、自娱、自慰的阿Q方式来证明自身个体的存在，或是以无奈的稍许的抗争来自励自勉本身的生命价值。［4］ 　　在《国产凌凌漆》中他是一个欷歔的猪肉贩，一个早已被国家遗忘后备的特工人员；《少林足球》中他是一个不放弃理想的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