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下).docVIP

　　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下) 李邕曾先后贬富州司户与钦州遵化县尉，“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97 。流贬途中，竟然靠卖文成大款，亦是文坛一佳话。 李绅贬端州司马，“以诗自娱，每纪所历，皆为长句，名追昔游，自检益严，端人见之，皆有立操”，临行时，“端人攀留不得，留其衣带祠之” 98 。元和中，元稹贬任通州司马，白居易贬任江州司马，两人往还赠答的作品，“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寓放逐之意，摩不凄惋” 99 。 柳宗元贬任柳州刺史，“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人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 100 。又据赵磷《因话录）卷三:“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他在柳州还建学宫，崇圣教，“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 奋” 101 。故柳州一时“弦诵为岭南诸州最”，“柳州名重他郡，以子厚故也” 102 。则柳宗元不仅以诗文书艺教授后学， 影响 地方，且能移风易俗，化成湖湘。 韩愈贬阳山，当地士子区册人其室，“闻诗书仁义之说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间也”，另有窦秀才“乘不测之舟，人无人之地，以相从问文章为事” 103 。“阳山民至今多以先生名洎字嘱其子孙” 104 。咸通年间，张锡以户部侍郎贬封州司马，“封民语不可解，锡时以文义教之，渐知诗书，士于日来请益，与论文章，无倦时” 105 。 在中原兵燹不绝的情况下，西蜀及南唐分别出现两个词的创作中心，这是对原长安与洛阳两个中心的赓续，从此文学创作之重心全部让位于南方。但稽考其主要作家，如韦庄、牛峤、牛希济等皆是南迁之北人。可见迁徙及人物籍贯分布的改变，显示出文化中心的改变。 从事中晚唐文学 研究 者经常论及北方士人南迁受到南方文化的熏陶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移人者提升当地文化品位这一事实。故史虚白 总结 说，“江南称为文物最盛处”，实因“天下瓜裂， 中国 衣冠多依齐台（按:指南唐创立者李昇）” 106 。 第三，迁徙者所带来的文化与当地的区域文化有很大的差别，故移入的实际是一种异质的东西，为当地文化提供了新鲜血液和新的成分。比如文人雅集本是南方文人群体的一种活动方式，整个北朝时期，文人聚会的次数、规模、影响，远不及南方。西魏北周时期，庾信、王褒等南方文士北来，将此风气带到关中。隋唐之际，北来之文士络绎不断，故北方文坛上文人雅集亦兴盛一时。如杨广与晋王府文人的雅集、唐初于志宁宅宴集、高氏林亭宴集，安德山池诗会、《旧唐书·刘孝孙传》所载文会等 107 。安史之乱后，北人（包括原来北方之南人）南下，又将此风习带回南方。著名的《大历年浙东联唱集》有鲍防等三十七人参加 108 ，更大规模的浙西诗会有颜真卿等百馀人参加 109 ，风气之盛，远迈前代。 第四，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来看，战争、迁徒等本身就是文化（包括文学）交流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交流往往会使文学的地域风格不断弱化，使文学的独特性不断流失。所以，当人们津津论道南北文风之合流与统一时，不要忽视了它的负面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文风的合流与统一只是一种趋势，当时并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因不断受到异族交侵，故吸纳附会外来文化渐久渐深，形成华夏文化之丰富性与复杂性，南方则为珍视中原文化之贵族的避难地，山高水深，易于聚族而居，传统风习，代代相传，形成华夏文化之纯粹性。本文的结论是: 一、唐代士族的迁徙流动主要有三种类型:科举仕进、战争，贬谪及宦游。大规模的迁徙有三次，其中第一次始于隋，结束于安史之乱，主要是江南及山东士族迁徙于两京地区，目的是为了科举仕进。第二、三次分别是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时期，主要是关陇士族及山东士族迁徙南方（尤其以江南居多），目的是为了避乱。因贬谪及宦游而迁徒者，则贯穿于整个唐代。 二、迁徒使士族的地方代表性不断丧失，亦使文学的地域风格不断弱化，但因迁徙士族整体文化素质高，故这种横向引进迅速提升了移人区的文化品位，并给移人区输送了一种异质文化，丰富了移入区的文化。 三、士族迁移不仅对个人及家族的荣枯兴衰有影响，而且表征出文学及文化中心的潜转暗换，此后中国 经济 文化南北失衡之格局的形成，唐代士族有以致之。但缘于南北方的地域特点，南方更多保有中原文化之纯粹性，而北方则因与外族融合而形成中华文化之丰富性与复杂性。 26《通典》卷十八，王文锦等点校本第1册，第445页。 27《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上》。28《全唐文》卷八四六牛希济《荐士论》。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