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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因与《古代法》及法学历史方法论 梅因因其著作《古代法》而被西方学者公认为英国 历史 法学的创始人，在西方法学界影响颇大。但是就究竟何为历史法学的问题，西方学者之间并没有达成共识，而梅因本人也不承认自己属于历史法学派(注：梅因在晚年认为如果非要把自己归类，他宁愿认为自己属于比较法学。。对历史法学的概念笔者并不想做过多争论，但是笔者认为历史法学的核心内容在于它的方法论——以历史的方法研究 法律 。就英国而言，梅因确实是这一新的法学研究方法的开创者。梅因和他的《古代法》以及历史方法论虽然是一个看似“陈旧过时”的话题，但是在当今 中国 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借助英国本土学者的眼界，对其进行一番回顾与思考，将对我国的法学研究大有裨益。 一 梅因于1822年8月15日出生于英国，1840年进入剑桥大学潘布鲁克学院读书，并很快成为当时学院最有才气的学生。1847年，梅因成为剑桥大学罗马法讲座的教授，任职达七年之久。当时剑桥大学法制史教授的职位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但梅因却在这个职位上使自己功成名就。1852年，伦敦四大律师学院(ThEinns of Court)联合设立五个讲师职位，梅因成为罗马法与法 理学 的第一位讲师[1]。 至1861年，梅因出版了《古代法》(Ancient Law)，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使梅因实至名归 ，并于当年年底被任命为印度顾问委员会的法律委员，于1862年赴任，并在印度工作了七年。回国后，梅因开设了理论法理学讲座，并根据其讲义先后出版了《村落共同体》 (Village Communities)、《制度早期史》、《古代 法律与习惯》(Early Law and Custom)。1877年梅因当选为剑桥大学法学院院长。1887 年冬天，梅因因为健康原因迁居法国Cannes，于1888年2月3日于异乡逝世。 梅因所处的时代正是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中期，那是个国力蒸蒸日上， 经济 高速 发展 的时代，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代表人物都有这种感觉：“他们属于一个新的，突然发迹的文明。”[2]早在18世纪后期，人民就有一种“大跃进”的感觉，产量的数字不断上升，财富的增加也日胜一日。如煤的产量在1750年—1800年间翻了一番，到19世纪，1800年—1830年再翻一番，而1845年又翻了一番。其纺织品、钢铁的出口量在1850年到1870年之间也翻了一番。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它的国家收支盈余从1851年的800万英镑，在二十年间一直上涨到7500万英镑[3]。它在1860年的人均收入比法国高50%，而比德国则高出近两倍。几乎社会中的每一部分人都从中受益，物价虽 然上涨，但工资上涨得更快。 在这样一个经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人民的思想开始浮躁，在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前，人民逐渐淡漠了历史，甚至是蔑视历史。在当时英国的法律界，情况更是如此，著名的法学家边沁认为：“法律史除了可供批判外，别无用处。”而约翰密尔也认为他“宁愿不顾过去的全部成就，而重新从头写起”[4]。与此同时，在边沁的鼓吹之下，英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法律改革，许多旧的法律制度被取消，代之以新的制度，这更加剧了人们对法律史的轻视。但梅因并没有像同时代的法学家那样忘记法律的历史，他的眼界已经完全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梅因和他天才的著作《古代法》担当起了历史的任务：“它使英国法学家们终于明白，如果他们想要更好地理解法律，那么他们必 须进行历史的研究。”[5] 梅因的《古代法》对法律以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诠释，但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也同时受到另一位“巨人”的影响，那就是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Friedrich K.VonSavigny 1729—1861)。梅因的继承者威诺格拉道夫(Vinogradoff)曾指出：梅因是在以萨维尼和爱希霍恩(EIchhorn)为代表的潘多克顿法学派的引领下，着手对法学的研究的。在关于古代早期的遗嘱、契约、占有等专门 论文 中，梅因都充分利用了萨维尼和普夫塔的著作，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6]。萨维尼认为：法律绝不是可以由立法者任意地、故意地制定的东西。法律就像语言一样，既不是专断的意识，也不是刻意设计的产物，而是缓慢、渐进有机发展的结果。法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个民族生活作用的结果[7]。对此观点，梅因无疑是同意的，甚至是赞叹的。他在《古代法》第八章中直接提及萨维尼的名字，并将“伟大的德国法律家”、“天才的萨维尼”这样的美誉毫不吝 惜地送给了萨维尼[8]。 正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才使梅因完成了传世之作——《古代法》。 二 1861年，梅因终于如愿地出版了他的《古代法》。这本用优雅、纯美的文笔写成的著作很快成了一本畅销书，不仅在法律界引起轰动，同时吸引了众多的非法律界的人士也纷纷购买阅读。梅因的《古代法》成了“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