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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法律硕士前景探析 罗许生方式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回以来，法学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成绩显著。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人才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法律人才已成为社会的通用人才。而专家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屈指可数，为改变这种局面，国家创立了法律硕士教育，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法律硕士作为一个新事物，它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论证。 关键词：法律硕士 法职业律 法学教育 一、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 在英文里，法律职业（the bar）是源于“关卡”，“障碍”和“栅栏”等意思的一个引申词，它表明这一行业本身的封闭性、垄断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法律职业”的定义为“以通晓法律及法律应用为基础的职业”。美国昂格尔教授认为：“法律秩序是区别于习惯和官僚规则的严格意义的法律，法律秩序以法律职业的自治性为特征。”“一个由其活动、特权和训练所确定的特殊集团，即法律职业集团，操纵规则、充实法律机构及参加法律争诉的实践。”[1]在我国，法律职业是指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专业训练的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技能与法律职伦理的法律人才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包括法学教师、公证员、法律顾问等等。法律职业的形成与法学知识的形成和司法秩序的细密化，专门化要求分不开。从发展历程看，其形成的标志主要有：从事法律职业是以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学知识为基础的，并在职业生涯中补充和学习；法律职业是以法律教育为背景的，法律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性；法律职业作为统一的共同体，内部传承其特有的职业伦理，从而维持着这一共同体成员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加入法律职业必须接受现有成员或行业协会的认真考核，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2]。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有相应的基本知识，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进入法律职业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条件。在西方国家要想进入法律职业，首先必须是法科毕业。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学背景的人开放。没有法学教育就没有法律职业，从法律职业的形成过程来看，正是法学教育培养和训练了法律职业者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基本素养。法律职业离不开专门的法学教育，法学教育为法律职业服务。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为他们日后从事法律职业打下基础。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具有社会性、实践性强的学科特点。在任何国家中，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毫不例外地都是培养应用性法律人才。法职业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模式及其布局结构与办学层次，反过来法律职业又不断丰富和完善了法学教育内容。法律职业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是法学教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法律职业的要求化不断发展变化，从而相应地影响到法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 二、我国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现状 自1949年以来，中国法学教育一直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未经大学法律教育而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历来是极为普遍的情况。从1950—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建立了一种与社会主义法律相适应的法学体系，形成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局面，法学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学从34所减少到6所，在校生从7338人减少到3830人，中共中央确定今后司法人员的来源：骨干干部、应选派部分较老的同志到法院担任领导骨干；青年知识分子；五反运动中的工人、店员积极分子；土改工作队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转业建设的革命军人[3]。大幅度裁减法律教育机构与大量吸收未受法学教育的人进入司法系统，造成了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体制化，法律职业从此不再是一种职业。法律教育机构委缩的无足轻重，每年毕业的法科学生不超过司法系统当年需求量的百分之一。解放后到1979年的30年中共培养了两万法律人才，尚不及解放前20年5万法科毕业生的一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把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提高到了战略性、全局性的高度，法学教育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恢复，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深入，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形势的发展使现有法学教育体制的改革成为必然。 三、法律硕士教育（JM）的引入 JM教育的引入始于1995年，1995年5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颁发了关于开展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推动法学学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为加强培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急需的高层次法律人才，在专家学者充分论证，并征求最高人民学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政法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在我国试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