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和犯罪问题的哲学范式研究_0.docVIP

现代化和犯罪问题的哲学范式研究 【内容提要】转型时期的现代化与犯罪问题的研究是个难度极大的课题，应从多角度进行研究。用哲学范式的研究主要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发展与代价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犯罪作为现代化的一种代价与现代化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和实践都要求我们对待现代化中的犯罪问题要有正确的代价观，保持一个理性的心态。 【摘 要 题】犯罪学研究 　　转型时期的犯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急剧上升的犯罪率严重影响社会发展与稳定，因此，如何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效地控制犯罪、减少犯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犯罪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犯罪学研究自身的一些问题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终不能让人满意。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运用哲学的范式进行一些研究，以说明对犯罪问题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必要性。 　　　　　　一、关于现代化与犯罪的复杂关系理论的辨析 　　现代化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过程，是在工业化及其创造的现代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虽然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间很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但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代，现代化更是已成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大潮，它深刻地寄托着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期盼和希望。如果说社会稳定历来都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前提，那么，现代化则是当今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因此，要论说社会稳定的特殊重要性，就不能不考察现代化过程中的犯罪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二百多年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和20世纪八十多年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表明：没有社会稳定，就难以顺利地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不可能实现那种追赶型的现代化。稳定成了现代化特别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因此，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是制定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这是历史与现实的总结。而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也就逐渐成了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 　　从15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社会就掀起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在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里，巨大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急剧上升，而且犯罪的种类也不断翻新。正如路易丝·谢利总结的那样：近五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犯罪率都在增长，而那些犯罪率稳定或下降的国家最近由于少年罪犯参与作案的增多，导致人们对现代化本身的疑虑和对现代化社会的“恐惧症”。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有效地减少犯罪，控制犯罪的上升趋势，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在现代化发展时期尤为重要的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则警告说：“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1] 　　中西方学者对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都有研究，路易丝·谢利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现代化本身是犯罪之源，而且任何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犯罪猛增的困境之中；因此现代化国家终将形成经济发展与犯罪同步增长的格局和态势，这带有历史的必然性。路易丝·谢利明确指出：当代社会犯罪问题的普遍性表明，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成就都有助于犯罪。社会发展进程把犯罪这个孤立的主要是影响城市中心的社会问题提高到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由于社会日益城市化，曾经是一度影响城市居民生活的局部问题变成影响现代生存的性质和阻碍许多国家未来发展进程的问题。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2] 　　我国的学者对犯罪与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得比较晚，而且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角上，研究的问题集中于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上，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许多学者、专家对经济发展与犯罪二者的关系提出过许多不同见解，主要有：1.“正比论”，认为犯罪率与经济发展成正比。2.“同步论”，认为犯罪率上升趋势与经济发展的趋势呈同步状态。3.“代价论”，认为社会要现代化，就难免付出代价，犯罪率上升就是要付出的代价之一。4.“反比论”，认为犯罪率与经济发展成反比。第二阶段始于80年代末，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化阶段。周路在其《警惕过高的代价》一书中提出“远正近负效应论”，即现代化进程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远期以正效应为主，近期以负效应为主。后来周路又提出“双重效应论”，其主要观点是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 　　经济发展当然不等同于现代化本身，但却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犯罪增多视为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的观点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然而，不承认经济发展了犯罪率有所上升的事实也不客观。所以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并未在理论界形成共识。而所谓的“正比论”、“反比论”、“同步论”及“远正近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