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传统中的霍布斯（上）.docVIP

自然法传统中的霍布斯（上） 　　一、现代政治哲学之父时候，我们是否也许还在做梦。因此，以想象力可能产生的所有的组合物中，我们只能确证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得不加以接受的最简单、最清晰和最明确的真理，诸如2＋3＝5这样的数学命题。培根所提出的四幻像说也表达了同样的怀疑和批判意向。这种意向的矛头直指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体系和其支撑的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帝国，它要求在普遍怀疑的基础上探求确定的和牢靠的真理，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一种全部人类知识的有系统的崭新整体。他们对于历史积累知识的传统继感到厌恶，渴望一个崭新的由一个模子铸成的哲学创造物。正如施特劳斯所言：“教条主义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成功克服怀疑主义。确保智慧的实现意味着通过公正地对待体现于怀疑主义中的真理来消除怀疑主义。为此，必须让极端的怀疑主义任缰驰骋：只有经受住怀疑主义的批判方可成为智慧的绝对稳靠的基础。智慧的实现同时就是在极端怀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绝对稳靠的理论大厦”。霍布斯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和时代背景中进行着他的思考和写作的。他以第一位真正的政治科学家自居，而他的雄心壮志恰恰就在于在真正稳靠的基础之上创立一门崭新的政治科学。霍布斯发现这种真正稳靠的基础扎根于人性的各种自然情欲当中，其中对暴死的恐惧以及自我保全的利己动机是具有根本性和支配性的。人们在建立一种恰如其分的政治生活或公共生活时，必须考虑到这一动机，并务必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秩序的基点。以前的政治理论于从某种先在秩序的和谐体系的视角考察政治生活正当与否，认为政治生活应该以美德为基础，其目标则在于引导置身其中的们向善。这种理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述，并在强大的宗教背景下改造了这一理论，使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个异教思想家在基督教土壤中扎根生存，并最终成为基督教世界理智生活的统治力量。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可视为中古欧洲政治思想脉络中的两个制高点，两人的思想则相互辉映，构成中古政治论述的主流。霍布斯一方面对亚里士多德表现出相当的尊重，但在根本的方面却将中古的形而上学体系认定为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一堆不知所云的词藻的胡乱堆砌。他针锋相对地指出：美德和善对于政治生活而言是过高以至于近于虚幻的要求，是完全行不通的。政治生活要以人的自然情欲为基础，以每个人自我保全的权利要求为出发点，简而言之，政治生活所要慎思熟虑的是实然，而非应然，而它以此所要完成的任务莫过于将人们由战争状态中的“狼”变为和平状态中的公民，将人们之间的公共生活秩序由糟糕的自然状态导入和平的文明状态。总之，在霍布斯这里我们见到了现代政治学主流论述的几乎所有基本特征，比如个人权利的根本重要性、政治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分离等，他的契约理论所导出的结果虽然罕有后人加以接受，但契约论本身一给他开创，便成为宪政理论家手中最经常和最有效的武器，康德在总结整个启蒙运动时得出的结论是：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更适宜的方法了。这一切都使得霍布斯想当然地成为现代政治哲学之父，尽管我们不能忽视马基雅维利在政治与道德之间划出界线时所付出的努力。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创者，霍布斯所做出的贡献及其意义更集中、更明显地体现于他的自然法的理论当中。对于他本人来讲，自然法理论是其思考的核心，对于整个漫长的自然法传统而言。到了霍布斯则发生了一场断裂性的全面转折。我们首先了解并回顾自然法。，既存制度和秩序正当与否的一块试金石、保守与革命的最终理据。简而言之，它是一个从中产生一切法律和社会准则和制度的道德的自然律的概念。它兼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特征，同时更肩负着在两者之间作出基本区分的关键使命。自然法从其文明之初的古希腊诞生之日起到今天，一直为此作出了漫长和艰辛的努力。的早期，护教士们并不着意建立一套系统的关于世俗生活的伦理和法理学。他们的理智思辩全部围绕着注解上帝的启示真理而展开。他们所肩负的宗教信仰和职责并没有给他们自己留下多少空闲去处理道德哲学和法律哲学的问题。福音的伟大之处仅在于它完全以位格与永生的交融以及人人在超越性的上帝之爱的团契中结合起来为目标，所关注的是纯粹信爷的领域，而用不着顾及国家和社会的经验事实和法则。自然法理论以世俗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础为根本问题，这使它如何在信仰的团契中生存和发展起来成了问题。特洛尔奇一语道尽了这个难题的症结所在：“问题首先在于：教会与外在于基督教的社会生活现实和理想之间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它如何可能以自身内在的思想动力促成这种关系”？按照特洛尔奇的分析，教会是通过发展基督教的自然法观念来控制所有非基督教的东西的，如果单凭宗教信仰，那么基督教的社会、政治哲学将无法想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