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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法律与政策对私营企业的保护 “三分天下有其一”，当前的形势是民营 企业 发展 的重要阶段。一切如同马斯洛搭好的5级台阶，度过了生存大关隘的 中国 民营企业关于安全的需求愈来愈强烈；一切又是一个悖论：安全常常与弱者相联，而中国的民企长大了，为什么反倒觉得自己并不安全？我们认为，国家实际上规定了大量的 法律 法规来保护私营 经济 的发展。 一、从政策上来讲 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明确发文，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个体经济“对于发展 社会 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987年，党的十三大表明，“鼓励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更快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2000年10月，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又明确指出，“要为各类企业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尤其是 科技 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要求“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二、从宪法上来讲 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一修改把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从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高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地位，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已经作为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处于同等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根据宪法这一精神，相应地体现在司法实践上，最高人民法院在99年6月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 应用 法律有关 问题 的解释”中也已明确“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面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发展和发挥积极、重要作用的实际，对现行宪法作第一次修改。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作第二次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于1995年2月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一次给予非公有制经济以明确的刑法保护，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侵吞、挪用非公有制企业财物、资金，构成特定职务犯罪，最重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非公有制企业工作人员因受贿而损害本单位利益，构成犯罪，最重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得到国家法律强有力保护和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非公有制经济，这以后在我国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更大，效益更好。转贴于论文联盟 三、从刑法上来讲 1、关于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 （1）尽管司法解释已经解决了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应当包括非公有制 经济 性质的私营 企业 犯罪的 问题 ，但是，因为立法规定得不够明确，致使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案件中，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单位仍被作为“个人”对待着。司法实践中的这一矛盾应当尽早解决。而只有通过立法的修改与完善，才能使这一问题解决得更加顺利。（2）由于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非公有制经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公有经济和大量公有经济的刑法保护不应当再有区别，至少不应当再有明显区别。 目前 刑法关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规定，与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性质企业中的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差别规定，不仅与宪法规定精神不尽一致，在当前公有、非公有经济交叉，混合所有制存在并快速 发展 ，以及名为“国有”、“集体所有”，实为个体的经济组织占有相当比例的情况下，也导致司法机关对大量相应案件定性困难，庭审认定事实争议极大，并因此引起大量的上诉和申诉案件，社会、地方党委、人大常常就同一类案件有不同看法。在对司法机关“判案不公正”的批评中，因处理此类案件引起的占了相当比例。鉴此，是否可以考虑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中发生的侵吞、挪用、受贿案件，统一规定相应的罪名，不再作贪污、职务侵占等的区别，侵吞所属单位财物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挪用所属单位资金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受贿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上述罪的刑罚则应从重，分别规定为死刑、无期徒和死刑，以体现廉政建设的需要，符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从严惩处的要求。刑法若能作此修改与完善，则当前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许多公司公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