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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目前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误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随意提出、盲目要求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据报道一女士在某健身美容中心沐浴时，看见两名外籍女士手持摄影器材，怀疑对其进行了拍摄，即通过警察交涉，次日，在冲洗的照片中没有发现该女士的影像。但该女士仍以其人身权利受到侵害、人格受到伤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健身美容中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费人民币60万元。法院判决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其承担。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越来越高，少则几万元，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严重脱离国情，在法理上贬低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价值。第二，扩大范围、曲解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目前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已远远超出《民法通则》规定的基本原则，如一案例，某当事人因邻居为其保管的自行车丢失，而提出数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关于精神损害民事责任的适用规定，“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等多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在实践中一味追求赔偿损失，淡化其他方式，曲解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 　　近期一些省市法院相继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为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可操作性意见，但仍然存在范围不一，数额不等的情况，作者认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较为合理。即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仅限于对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生命健康权等五项权利造成侵害二引发的案件；行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只能是受害人本人，只有当侵权行为致人死亡时，才可由其直系亲属行使；考虑到上海市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一般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现作者就人身伤亡（侵害生命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针对上述情况，在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中，必须贯彻从严原则。其理由为：第一，严格把握人身伤亡造成精神损害的事实。精神损害是一种肉体上和心理上的非正常状态，具有无形性和抽象性的特点。人身伤亡是基于非法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所造成的后果，其导致精神损害的原因（即人身伤亡）特定而又真实，人身伤亡与精神损害的关系明确而易于理解。人身伤亡精神损害的事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伤残者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下降，在生理、功能、心理、社会和精神五个方面丧失或部分丧失对生活的享受，包括受害人现实生活环境和未来生活幸福。伤残者相对寿命缩短。是指人体主要生命器官残缺或功能障碍，以及严重伤残者，其寿命相对同龄正常群体缩短，其未来生命权间接受到侵害。受害人亲属丧亲之痛。因受害人死亡而致其亲人精神痛苦。受害人遭受持续性疼痛和折磨，该疼痛和折磨事实上可以解除。如手术致手术用器械遗留体内一年以上。受害人因非颅脑损伤而出现的永久性精神障碍。颅脑损伤所致器质性精神障碍，一般均参照标准评定伤残程度，并给予相应赔偿，因此不能重复考虑。第二，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合我国国情。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国家较低，个人收入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盲目追求高额精神损害赔偿，必然在大部分案件中难以实施和执行，既显失公平，又因执法不一，而淡化了法律的严肃性。从目前人身伤亡的赔偿来看，存在基本赔偿项目赔偿过低的情况，许多该赔的费用，而代以补偿，如伤残者生活补助费，有些地方按当地最低生活费计算；另外，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基本赔偿项目形同虚设，片面考虑精神损害赔偿必然给我国现行赔偿制度带来混乱。第三，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必须严格量化。由于没有量化的标准，致使受害人一方漫天要价；另一方面，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个别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追求标新立意，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混乱局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表现突出。由此，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量化已迫在眉睫。 　　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的办法 　　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办法讨论较多，现就人身伤亡的精神损害赔偿办法选举两例，供读者参考。 　　邓瑞卓（1999）提出的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即系数化公式。假定：A-精神损害应得赔偿额；b-受伤害之时至住院之前的肉体与精神痛苦的基本赔偿额，以小时为标准计算，不足1 小时者按1小时计算；b-伤势轻重与伤痛程度（10％～100％）；c-住院期间的肉体与精神痛苦基本赔偿额，以日为标准计算，不足1日者按1日计算；d-受害人出院后肉体与精神痛苦基本赔偿额；e-丧失生活享受的基本赔偿额；f-伤残等级（10％～100％）；g-残废者之每位亲属精神损害基本赔偿额；h-残亡者与其亲属的亲情关系程度，父母、子女、配偶为100％，兄弟姐妹为80％，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为60％，其他亲属为40％，如果低等级者与伤亡者形成事实上的共同生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