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共同价值取向及相互关系.docVIP

　　论近代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共同价值取向及相互关系 【 内容 提要】 近代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都基于知识分子深刻的 现代 性焦虑。语言变革追求言文合一、追求语言的当下交际效果、强调普通民众语言文字 学习 的权利，这与小说代替诗文成为文学的核心、文学把一般民众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两个领域的变革则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文学变革的成功最终离不开语言变革，语言变革的成功同样离不开文学变革。 【关键词】 语言；文学；变革；渗透 　　 　　一 　　 　　19世纪中期以后， 中国 社会 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 问题 ，一方面汇聚到了语言上，另一方面也汇聚到了文学上。因为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都基于知识分子深刻的现代性焦虑，所以，近代的文学观念与语言观念之间就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从价值论的层面看，表现在把文学与社会变革直接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赋予文学以从未有过的重要性；从文体的层面看，表现在把通俗小说放在了文学的核心位置上，从而颠覆了传统的以诗文为中心的文学观；从读者定位的层面看，表现在大众(“民”)开始进入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视野，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以士大夫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文学创作格局。 　　在谈到近代梁启超等人的文学观念时，学术界多把它与清代对经世致用学风的强调联系在一起，认为其间有一种内在的承继关系。这里面有很多误解的成分。实际上，清代学风向经世致用方向的转移，只能导致文学的日渐边缘化，而不可能导致文学的真正复兴。从经世致用的观念看，最有用的不可能是文学。在诸多经世的学术事业中，文学只是其中之一，且是不甚重要的一个成分。而在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起而号召“三界革命”的梁启超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在其整个社会变革事业中，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不甚重要的辅助性手段，而是其社会变革事业的核心。既然“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 政治 ，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那么，新小说也就是与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为内容的“新民”事业合二而一的事业。在这里，新文学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梁启超的文学观，与后来蔡元培的以审美代宗教的思想、鲁迅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乃至毛泽东以文学去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在这种思路里，文学仍然是一种工具；另一方面，文学在这里又超越了一般工具的“术”与“器”的层面，被提升到了精神文化的层面、形而上的层面，具有了一定的本体论的价值。在文学观念的这种变化过程中，大众(“民”)开始进入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视野，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以士大夫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文学创作格局。它标志着中国的文学开始走出以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为标准的 时代 ，在文学观念中引入了近代的民主因素。而且，当梁启超以表现了普通的人性去解释通俗小说的魅力时，也蕴含着近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精髓。 　　在文学观念悄然变化、新的文学观念试图颠覆传统的文学秩序的同时，传统的语言观念也在发生着变革。变化了的语言观念同样试图颠覆传统的语言秩序。在更深的层次上，新的文学观念与新的语言观念是同质的。 　　在晚清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语言学 研究 主要是围绕着“训诂”活动展开的。在这种研究中，以文言写成的古代典籍是绝对的核心。语言的现实 应用 问题，特别是下层民众的语言状态及语言使用权问题，很少进入语言政策制订者与语言学家的视野。然而，“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却试图把语言问题及语言学研究工作纳入到自己的现代化推进事业当中。在他们那里，语言的主要功能，就从文化传承转移到了“新民”及沟通社会不同群体上面。 　　从“新民”与社会沟通的角度看，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基本上是无用的。因此，统治清代几百年的以训诂学为主要内容的乾嘉学术，在晚清受到了质疑与批判。当主要从新民、从人际交流沟通的角度来思考语言功能的时候，怎样消除交流的障碍就成为问题的核心。在近代学者那里，废白话、倡文言的实质，就是要借助文言向白话的转换，打破中西文化转换之间、社会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语言障碍，以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展开。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的 历史 文化传承功能，不仅不再被主张语言变革的人放在核心位置上，而且由于许多人把传统文化看成了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一个包袱。因此，语言转换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实际上是他们追求的语言变革的效果之一。在语言变革过程中“完全放弃汉语与汉字、改用世界语”这样极端的主张，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 　　在中国，除了文言的使用造成的知识分子语言与普通民众语言的分隔之外，由于地区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