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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之“矛盾”的时代延续 　　【摘要】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历来引起人们的许多争议和探讨,其中关于标准的争论是最核心和最激烈的。归纳和深入理解这些争议存在的深层原因是非常有价值的,笔者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辨析与探究,并对此提出一些期待。 　　【关键词】矛盾;标准;原因;反思 　　 　　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自开评之日起已走过了20多个风雨历程,围绕它的标准的争议也一直不断,它已成为当代文坛和文学评论界一个争休不已的话题。对其争议进行原因层面的探究和反思可以更有效、全面地理解这一文学奖项。 　　 　　一、 对评奖标准的争议――争议之核心 　　 　　对茅奖评奖标准的看法,历来文学界和学术界看法不一。有批评家认为茅奖总体艺术成就不高的原因是评奖标准的问题,因为在标准上过多看重主流意识、偏爱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农村题材,而忽视艺术创新的作品。如据参加过第二届评选的朱寨先生回忆,当时参加第一届评选的老评论家蔡葵就评选的规则问题问主持评选工作的副主任张光年,张光年说“先让我想一想”,然后提出“反映时代”、“创造典型”的标准。[1]参加第二届评奖的吴秉杰回忆,当时刘白羽评委让人捎来了自己的三点意见,提出评奖要全凭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2]洪治纲先生也指出“这是一个令所有人至今迷惑不解的问题。现在我们无法从相关的材料上找到相对具体的评奖标准。”从评奖结果来看,“政治的质量认证明显大于艺术的审美认证”。 [3]事实上第四届以前是没有向社会公布评选标准的,第五届以后调整了评委的构成并公布了评选条例。张恒学指出评选标准的价值取向“传统的功利主义色彩”太浓,仅强调“主旋律”、“时代精神”,而轻视“艺术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向。[6]因此一些具有艺术创新的作品未能进入评选的视野。也有学者认为评奖条例中关于评奖标准有着明确的表述,总的来说是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评选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作品。[5] 　　 　　二、 对“遗嘱”和茅盾文学创作道路认识的误区―争议之“症结” 　　 　　㈠ 对“遗嘱”的不同理解 　　对茅奖的认识和理解,人们必定要联系茅盾的“遗嘱”,因为这是认识茅奖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针对这份“遗嘱”,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这一奖项是根据茅盾的“遗嘱”设立的,无可厚非要尊重茅盾先生的遗愿,但是在“遗嘱”中茅盾只提出一个标准――“最优秀”。何谓“最优秀”?对此评论界、文学界看法不一。有的根据“遗嘱”中提出的“祝愿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看重作品的思想性和时代意义。吴秉杰就说过,在某一届的评奖中,“针对当时已经开始的长篇‘创新’的潮流,故评委就指出: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没有故事情节的‘主线’,但它不能没有思想的‘主线’。 [2]另一种意见是“最优秀”就包括艺术上敢于创新的作品,因此更应当看重艺术性和创新性。洪治纲认为“这里的‘最优秀’毫无疑问是针对艺术性而言的,即在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创作出真正具有艺术深度并让人深受震撼的优秀之作”。 [3] 　　㈡对茅盾文学创作道路认识的误区 　　关于茅盾的文学创作道路,各种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都非常重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可以说,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他文学创作道路中确实很重要的一种手法,这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但茅盾作为一位具有人文关怀和理性精神的作家,他的创作手法和题材选择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他的文学观,作为“人生派”的作家,茅盾从一开始就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在前期就提出“表现人生与指导人生”的文学主张。后来面对当时文坛出现的概念化、空泛化与理论化创作弊病,他又借鉴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目的是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以便更好地指导人们。“他的种种处在变动中的文学主张都有很‘实在’的一面,即千方百计从各个方面去服从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宗旨”。 “不过,前期茅盾有一个困惑始终没有解决,那就是如何将艺术追求与现实追求完整地统一起来”。[7]后来茅盾对此进行了突破,他认为不论作家在写什么题材,关键在于“能否真正以审美的方式去表现作家所切实感受的生活经验”。 [7]但在这一时期,我们仍然看到“两个茅盾”的现象,可以说这一现象在当时许多左翼作家、批评家中是常见的,不过茅盾的性情气质中本来就充满艺术追求与现实追求的不协调状况,因此这一矛盾在他身上就更加明显。到了解放后和新时期他还未能对这一矛盾提出解决办法,而这恰好给人们对“最优秀”的理解留下了丰富的意义阐释空间。茅盾总担心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不透彻,总担心作品的社会价值不能表现出来,这一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精神始终贯穿在他的创作道路,从表面看他很看重现实题材的作品,实则他是在追求一种现实精神,而人们没能看到这一点,把创作手法等同于世界观,这也是误解“最优秀”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现以上对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