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学对域外犯中罪构成的借鉴与发展选择.docVIP

中国刑法学对域外犯罪构成的借鉴与发展选择 【摘要】前苏联“四要件式”的犯罪构成模式的引进，给 中国 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人了解到的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模式也并非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完美无缺。在引进大陆法系犯罪构成模式时应当将法益作为一种理论根基，应接受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中国法学界完全可以在借鉴和吸收域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和犯罪构成规格模型。 【关键词】犯罪构成 刑法理论 司法实践 借鉴 发展 Borrowing and Developing Choice：Chinese Criminal Law and Overseas Criminal Elements 犯罪构成在当前中国刑法学界又一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对整个中国刑法学界来说，不知属于幸事抑或不幸？也许这是一道中国刑法学必须穿越的“卡夫丁峡谷”。[1]然而对中国刑法学来说，有时总好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每隔一段时间，有些问题就必须从头再来一遍。如果重复仅仅出现在法学教学领域当然无法避免且属于幸事，然而当它总是出现在法学研究领域，那就并非幸事了。中国刑法学有关犯罪构成讨论的这种现象最起码表明，中国刑法学在这里“迷路”了。凤凰涅磐而后再生，但愿这是中国刑法学迟到的省悟和荣光。 　 一、中国刑法学对前苏联式犯罪构成的承袭、借鉴与批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成立，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 阶段。由于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一边倒”的 政治 选择，使得整个中国从此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的发展倾向，对于当时前苏联的学习与效仿，在政治统辖下的无论是 经济 还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是一路轻车狂歌，中国的刑法学当然也不能幸免于此而独立于外。于是，在犯罪构成这一涉及到刑法学基础理论的问题上，中国刑法学 自然 而然地选择了前苏联的犯罪构成模式作为自己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模式。这就是当前中国刑法学界和无数至今即使刚刚步入刑法学领域的学子们所熟悉的“四要件式”犯罪构成的模式。 　 宪政学者蔡定剑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道：“1950年，正规本科 法律 教育 开始启动。建立新法学教育制度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法学所学的六法全书、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已完全没有用了，旧法学教育随旧法统的废止而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必须以全新的教育内容取而代之。因此在解放后，改革政法教育内容即成为大事。旧的政法教育内容不能用，自己又没有东西可以用，向苏联学习是唯一的办法。”[2]其实，法学领域内的“一边倒”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学教育，在整个法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刑法学研究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前苏联“四要件式”犯罪构成的模式被引进了中国。尽管中国当时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的因果关系并不完全如该学者所言，尽管当时中国在废除旧法统之后自己还没有着手制定刑法，但这并不妨碍前苏联式的刑法观念和前苏联式的犯罪构成理论一并涌入中国，并独领风骚几十年。 　 细想，前苏联“四要件式”犯罪构成的模式，就其形式而言，并非是前苏联独创。早在沙皇时代，当时的刑法学者季斯甲科夫斯基在1875年的《普通刑法初级读本》中就提出了犯罪构成的四要素，即：“一、犯罪的主体或犯罪实施人；二、客体或犯罪加于其上的对象；三、主体的意志对犯罪行为所持的态度或是它所表现的活动；四、行为本身及其结果或是主体的外部活动及其结果。”[3]尽管沙皇时代的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类型，尽管对于犯罪构成的研究还远不如当时的德国那样深入与细致，但一些俄罗斯学者也给予高度的重视。季斯甲科夫斯基所提出的“四要件式”的犯罪构成模式，已经显示出与当时基本已经定型的德国“递进型三阶位式”的犯罪构成模式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有一点还需要指出，即使季斯甲科夫斯基的“四要件”模式，依然遵循着“犯罪构成，就是那些形成犯罪概念本身的、外部的和内部的突出条件的总和”的要求，[4]将犯罪构成看成是对犯罪行为事实的一种描述和定型的记载，它本身并不承担政治需要和价值评价的作用。 　 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联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受到政治的不正常支配的现象比较明显，以至于当年轻的苏维埃刑法学者在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接过沙皇时代的犯罪构成模式时，迅速对此进行了大胆和全面的改造，即把犯罪构成这一本属于记载犯罪事实（包括行为事实与心理事实）的模型开始加入政治需要和价值评价的内容，这主要体现在对犯罪客体进行了手术式的改造，将原先的犯罪客体一分为二，把原先属于“客体或犯罪加于其上的对象”的内容归为犯罪对象，对剩下的犯罪客体外形则作了“内脏器官”的移植，这就是赋予了犯罪客体全新的内容，即所谓的犯罪客体就是为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5]使其成为政治需要和价值评价的载体。这种犯罪构成模式充分体现着“价值在前，规范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