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利能力·民中事主体辨思——我国民法典的选择.docVIP

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辨思——我国民法典的选择 关键词: 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身份 内容 提要: 人格是罗马法对 自然 人身份的确定，权利能力是德国法对团体身份的确定，民事主体没有身份性，其意义在于控制和归属。这三个概念都是一种 法律 技术工具。我国民法 理论 及立法应当放弃人格和权利能力概念，由民事主体取代。民事主体是 现代 私法对人的 经济 生活方式和 社会 生活方式的预定。该预定应当以人性为基础，以激励和约束为其内在核心动力，构造多元化、开放式的民事主体体系。 我国理论界对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1]三个概念的歧义颇多。既有人认为三个概念为同义语，也有人认为人格和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地位取得的条件；既有人认为人格和权利能力等值，也有人进行了严格区分；既有人承认合伙等非法人组织的主体地位和权利能力，也有人认为合伙等非法人组织没有权利能力，没有人格，不能作为民事主体；既有人主张对民事主体实行二元化体系建构，也有人承认第三主体的存在。 问题 之多，令笔者始料不及。[2] 　　对此，笔者以思辨形式探求三个概念的本质属性，从而分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依此构建我国的民事主体体系。 　　一、人格：自然人的身份 　　有学者认为，人格作为抽象的法律概念，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第一种含义是指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权利主体，该人格与主体相互替代；第二种含义是指作为权利主体法律资格的民事权利能力；第三种含义是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3]正是基于人格内涵的丰富性，形成对人格属性的普遍认识：即人格和权利能力等值，人格是民事主体的同义语（第一层含义）；人格或权利能力是主体地位取得的前提和条件，有人格就可以成为主体（第二层含义）。[4]没有人格或权利能力就不能确认为主体，“主体是法律人格的持有者”，法律人格是民事主体制度的灵魂。[5]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有人格，其权利主体就享有民法规定的各种权利，包括人格权（第三层含义）。我国《民法通则》承认法人的人格权即依此逻辑推演。何以形成三个概念之间如此“亲密”的关系，是概念“内在基因”使然，还是法律或理论上的强制？就民事主体的范围而言，《民法通则》规定的“平等主体”只有自然人和法人，而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规定的“平等主体”属下增加了“其他组织”[6]。其他组织究竟包括哪些，理论认识也不一。何以形成立法内部冲突？笔者考察后认为，都是“人格和权利能力惹的祸”。在现代民法看来，是否有必要赋予人格如此多的含义，其在法律上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确实值得反思。 　　事实上，人格的本质属性是随着 历史 的 发展 而不断变化的。罗马法上的人格和近代法上的人格的含义是否有必要在现代民法中还继续延续，欲知结论，必然寻找其历史渊源。 　　当笔者把视角回归到罗马 时代 ，发现罗马法对人格（把人格作为主体资格或主体的替代而言）的规定具有既定性和相对性。法律人格只是法律上的一个标签，而不是烙印。 　　众所周知，人格的词源“pexsona”原意是指演员演出时扮演的各种角色。[7]角色在汉语中是指戏剧中虚拟的人物。罗马法虚拟人物时，是基于立法者巩固统治的需要，沿袭社会传统和习惯，分为自然人和法律人、自由人和奴隶、家父和家子、市民和异邦人等。这些不同角色的人要在法律上获得主体地位，必须同时具备自由人、家父和市民三个身份，才能适用罗马市民法，成为权利义务的法律享有者和承担者。[8]奴隶、家子、异邦人都不能作为独立民事主体。只是奴隶是因为作为物对待，家子虽然是自由人和市民，但欠缺家父身份而不能成为主体，异邦人在贸易领域可以作为主体，却是受限的主体。 　　罗马法把奴隶作为没有人格的“会说话的工具”对待，让我们感觉到奴隶的悲惨命运。[9]这只是从法律规定的形式而言。罗马社会生活中的奴隶既可以享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权利，也可以参与很多民事法律关系。如罗马法规定，奴隶可因特定法律事实而获得解放。如其主人通过遗赠财产而使奴隶成为自由人，也可以因自己积攒的足够的财产赎回自由。奴隶可以当医生，也可以做委托代理人，甚至行纪人，还可以同自己的主人做生意。奴隶可以成为潜在的主体。[10] 　　罗马法关于人格的规定与生活事实的脱节体现的是统治者制造人格的既定性。该既定性就是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尽管当时的法学家提出了私法和自然人（乌尔比安）的概念，但并没有为统治者所认可。立法还是采取形式性规定，将人格作为人的一个标记，“标记出法律舞台上的存在、标记出各种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并依据身份将此种角色和功能分配给现实中的人，同时，通过此种角色与功能将现实中的人与活着的物相区分。”[11]为此，设置了人格减等制度以增加奴隶的数量，维持奴隶社会阶级的对等。尽管如此，这种对人进行人格上的划分还是难以抵挡社会的进步，奴隶解放运动可以证明。罗马法没有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在私法领域不顾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