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语境下中的公司慈善行为诉讼路径研究——英美法的启示和我国的应对.docVIP

公司社会责任语境下的公司慈善行为诉讼路径研究——英美法的启示和我国的应对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实生活中，公司进行慈善活动是很常见的。按照卡罗尔的“公司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公司的慈善责任是最高层次的公司社会责任，[1]但此时将导致公司社会责任和股东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一方面公司在履行的社会责任过程有可能出现实现自身利益的情形，甚至不排除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而另一方面，股东也可能以信义义务的违反而干预或阻止管理层履行正当的社会责任。司法作为最后的一道争议解决机制，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理论作为裁判依据，法官很容易陷入裁判困境，正如学者所言，”失去了可裁判性， 法律 规则与一部随时可以翻看和抛弃的文学作品并无二致。”[2]而英美法在长期的 历史 发展 中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也许可以为我国原本贫乏的公司社会责任审判提供某些借鉴的资料。 二、英美法上公司慈善行为的裁判路径 历史上，英国的案例法表明，法官在长时间内对于公司的慈善行为表示的并不怎么热衷，有时甚至还带有明显的敌意，因为慈善行为的利他性似乎很难与资本主义精神协调起来。“多数人也认为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牟取最大收益。尽管这一观点已经走进到历史的终点，但是多数人还是认为它仍然是公司主要的目的，而公司捐赠则减小了这种收益，除非它能够为股东带来长远利益，否则它就违反了这种 哲学 思想。” [3] （一） 商业判断理论 英国法院最早用于解决公司捐赠问题的理论是商业判断理论，尽管该理论在当时还并不为英国法学界所熟知。[4] 英国法院最早适用商业判断原则解决公司捐赠问题的案例是Taunton诉Royal Insurance Co。[5]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小股东试图去阻止公司向80多个利物浦的房东支付补偿费用，原因是这些房东向保险公司投保，而他们的房子在火药爆炸中受损。此外，原告还要求法院宣布董事在向因爆炸受损的被保险人支付补偿费过程中负有个人责任。经查证，该保险公司的章程已经授权董事去解决投保人对公司索赔请求，同时也授权董事按照有利于公司利益的原则处理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赔付的公司事务。原告的律师认为，首先，保险公司对房屋所有人的赔付逾越了保险公司的正常赔付范围。然而，被告的律师依据Foss 诉Harbottle所确立的原则提出，保险公司对于爆炸受害人的赔付行为属于公司内部事务，法院对此无权干涉。其次，这种赔付对于管理人员而言也是属于“顾客友好型”，尽管这些赔付本身并不符合保险公司赔付政策，但保险公司可以从这些“友好对待客户行为”中受益。负责审理此案的沃德法官认为原告提起的诉讼并不符合公司的利益，因为它不必要的阻碍了公司正常的商业运营。董事按照有利于公司的利益进行商业活动不应该受到束缚，公司资产的耗费本身也是符合追寻最大利益原则。由此，沃德大法官认为，董事做出这样的补偿决定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他们必须谨慎行为。最终，本案以原告败诉而告终。 本案还派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对投保人作自愿性补偿，那么公司的利益和公司在社区中的声誉又将出现什么问题。公司可能试图通过对相关当事人的补偿来避免诸如顾客按照严格责任原理对公司提起诉讼，以及顾客对其吝啬的指责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公司没有对其顾客进行这样的补偿，公司的“形象”将受损，同时顾客也会对其表达强烈的不满情绪。 （二） 慷慨原则 在特定的情况下，英国法院也适用过慷慨原则处理过公司的捐赠案件。在公司的章程没有明确授权公司进行捐赠时，一些法院在某些案件中推定公司的这些捐赠有利于公司的商业利益，继而得出公司有进行这种行为的资格。1962年，Jenkins委员在公司法修改过程中曾经重申了这种“慷慨原则”，并且走得很远：“公司对与其商业利益没有直接关系所做的捐赠已经发展为一种传统，英国法院过去从没有对此行为进行挑战，并且我们斗胆认为这种有利于公司长远利益的行为也终将被现今的法院所接受。”[6] 在Evans诉Brunner Mond一案中，“慷慨原则”被第一次适用。公司章程内部细则第三章明确记载着“公司可以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以及有益于实现上述目标的活动。”公司的股东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公司的董事为了支持 教育 和 科学 研究对不同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捐献10万英镑。一个持异议的股东为此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公司的捐赠行为发出禁令，其理由是这种行为属于越围行为。[7]原告的律师认为，捐赠超越了公司的权利能力范围，而且对公司没有直接的利益。然而，公司的律师则认为捐赠对公司主业有合理的促进作用，因为公司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从事科学研究，而向大学捐助则有利于公司这一方面的业务开展。通过董事宣誓方式提供的证据证明，公司进行这样的捐助确实是希望鼓励一批研究人员能够进行持续性的科学研究。那么，这恰恰符合原告律师所述的“捐助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