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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破产欺诈罪 在高新技术 发展 日新月异和市场日趋激烈的环境中，新 企业 的大量涌现和衰败企业的大批淘汰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是 历史 发展的必然 规律 ，也是一个国家 经济 健康发展的象征。这种不断地吐故纳新，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既然企业的破产清算是经济运行中的必然现象，那么建立一个规范的企业破产制度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市场经济又是竞争经济，一切经济主体、经济行为都必须在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法则面前选择自已的命运。破产欺诈行为已成为破产制度顺利实施的严重障碍。为此，本文就破产欺诈及其防治等 问题 作一探讨，以期对 中国 破产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 、破产欺诈罪 破产欺诈罪的概念及其刑事立法： 破产欺诈罪是破产犯罪中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犯罪之一。它是指破产人或其他破产程序参与人在破产宣告前一定期限内，或在破产程序中，以图谋自己或他人利益或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有关欺诈行为。 惩治破产欺诈犯罪行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有关 法律 中均有规定，并作为打击破产犯罪的重点。对破产欺诈行为，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破产法与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破产法所规定的 内容 大体相同，只是英美法系破产法习惯详尽地列举破产欺诈行为的具体表现，例如，我国香港地区破产条例所列举的破产欺诈行为竟有20项之多。外国或地区破产法所列举的破产欺诈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均采用狡诈、欺骗的手段，或将破产财产隐瞒、藏匿；或假赠亲友，私下转移，最终转归自己：或放弃债权，无偿转让，以求其他利益等等。其最终目的均在于使破产财产减少，以损害债权人利益。 二、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 有关立法没有明确债权人权益优先的指导思想，而且不同法律、规章往往相互矛盾。《破产法》第37条、《公司法》第195条等法规规定，企业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之后，清偿顺序依次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公司和劳动保险、破产企业所欠税款、破产债权。虽然这一清偿顺序符合国际惯例，但对破产费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发放标准无具体规定，有关方面很容易用多提破产费用，多发职工工资等手段转移破产企业资产。 (二) 迄今没有明确破产欺诈行为为刑事犯罪。在国际上，强化破产欺诈犯罪刑事立法工作已经成为普遍趋势，1963年法国刑法、1971年西班牙和瑞士刑法、1971年奥地利刑法均将破产犯罪条款从破产法、商法移入刑法，以引起大众及执法人员的注意，我国法规的现状不仅与国际法律发展趋势相悖，而且滞后于国内现实。 (三) 破产法规适用主体狭窄。现行《破产法》以全民所有制企业为唯一适用主体，而 目前 我国非国有经济成份已经提供了国民经济2／3以上的产出，非国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破产、重组案件也将相应增多，没有一个涵盖不同经济成份所有企业的统一破产法规，显然无法统一、有效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四) 保护债权人权利的条款缺乏可操作性，往往流为空文。尽管《公司法》第7、8章以及《贷款通则》第46条等条款都规定保护债权，然而有关法规既没有从组织上保证清算组的中立、客观，又没有明确债权人对清算组有监督权，至于债权人如何调查破产欺诈行为等项事宜，更一概付之阙如，致使债权人会议在实践中沦为“橡皮图章”，只能对清算组自行确定的清算方案走走过场而已。 (五) 对破产欺诈行为主体定义狭窄，缺乏关于惩治债权人欺诈行为的规定。在实践中，破产企业一般都有多个债权人，某一个或几个债权人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的事例并非鲜见，我国破产案件中就常常出现最大债权人——银行被排斥在外的情况。我国有关法规没有惩治债权人欺诈行为的规定，不能说是一个严重缺陷。正如道格斯·诺思所指出，在一个分工和专业化已达相当水平的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完全、交易双方对交易品所拥有的信息数量不对称，加之有关经济主体逃避经济责任，使利益内化、成本和费用外化的机会主义动机，各种欺诈、违约、投机取巧等“道德风险”不可避免，在破产过程中亦不例外。抑制“道德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需要吸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企业破产有关法规，方能有效制止不规范破产、重组行为的泛滥。 三、 破产欺诈罪的构成特征 与其他刑事犯罪不同的是，作为破产欺诈罪在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及客观方面等构成要件上，均有其特殊之处。 (一) 破产欺诈罪的主体特征，同前面所论述的破产犯罪主体一样，破产欺诈罪的主体具体包括破产人本身、债权人和其他参与人。 就我国目前来看，当破产人为破产欺诈犯罪主体时，应当追究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高级职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英国1986年破产法还规定企业的前任经理(包括“影子经理”)及前任高级职员在清算开始前12个月内或清算开始后任何时候，如果对企业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