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当前死刑二审案中件开庭审理——从观念层面、诉讼结构和救济程序的视角.docVIP

关注当前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从观念层面、诉讼结构和救济程序的视角 内容 提要：我国司法实践中二审法院对被告人上诉的案件很少开庭审理，一直以来改革的呼声不断。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开展的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司法改革，作为死刑核准权回收的铺垫，迈出了二审庭审方式改革的第一步。但是，从构建更为 科学 的诉讼结构的角度看，死刑二审案件的开庭审理面临着观念转变、角色定位、证据适用和运行保障等方面的困境。为更为接近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和程序公正，我国庭审制度需要从灵活运用刑事政策、改进庭审结构、增设救济程序和加强改革保障等方面，对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模式作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死刑二审 开庭审理 刑事政策 救济程序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公开审判与司法公正，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二审法院对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不开庭审理的做法甚为普遍，[1]这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和程序公正都极为不利。尤其是对死刑二审案件实行书面审理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命至上与程序公正理念的缺失。由于人的生命具有至高价值性和不可逆转性，国家要运用司法手段剥夺公民的生命权，要使死刑的正当性不受怀疑，必须通过正当程序来避免死刑的适用错误与失误。在此背景下，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是实现死刑的正当程序之应然。 一、对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现实考察 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是许多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我国1996修正后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以控审分离、控辩对抗为基点改革了庭审方式，从科学构建控、辩、审三方关系及强化庭审功能的目的出发，吸收了当事人主义控辩式的基本要素，将法庭举证委付于检察机关与辩护方，法院则从积极的职权活动中解脱出来而成为相对消极的裁判机构。[2]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吸收、借鉴英美法系控辩式庭审模式的优点、长处，主要是基于理顺控、辩、审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考虑，即法官指挥庭审、居中裁判，举证责任原则上由控辩双方承担，公诉方负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辩方的责任是证明被告无罪、罪轻，在此基础上双方互相反驳对方的主张，相互质证、平等对抗，使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有机结合起来。可以说，庭审改革的精髓就是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充分发挥庭审的作用对被告人作出公正的裁决。[3]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87条作为 法律 依据，二审上诉案件采取的审判形式多为书面审理。据调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非检察院抗诉死刑案件的公开审判率，内部明确控制在 10%-20%左右。其他省份的高级法院，对死刑二审案件的公开审判率也维持在一定的比例，我国死刑上诉案件改判率也仅维持在5%左右。与此相对照，美国2/3 以上的死刑案件在上诉后会获得改判。[4]近年来，全国各地媒体披露了如佘祥林案件等多起死刑冤假错案。1998年昆明市戒毒所干警杜培武故意杀人案，杜培武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上诉后经书面审理，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0年6月，由于一个震惊全国的杀人劫车特大团伙案被昆明警方破获，杜培武的冤情意外地被洗清，云南省高级法院再审改判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1986年辽宁省营口市水泥厂职工李化伟杀妻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 权利终身。1990年1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李化伟的上诉，维持原判。2000 年7月，该案真凶--李化伟的邻居江海因他案浮出水面。上述两案件被告人一审均被判处死刑，二审审判形式均为书面审理，不开庭审理成为杜培武、李化伟冤案，包括佘祥林案件在二审中未得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案件情况来看，杜培武、李化伟、佘祥林案中都存在刑讯逼供的事实，且其一审判决作出前，均存在经政法委召集公检法”三长”会议、定下判决结果的情形，[5]可见，死刑案件被告人的命运改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二审的公正、有效审理，死刑案件二审的不公开审判，是造成死刑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死刑二审案件审理方式改革的呼声，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高级法院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 问题 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并积极创造条件，在2006年下半年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2006年4月，为共同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有关问题达成了共识，并形成会谈纪要下发执行。纪要提出，各高级法院开庭审理死刑第二审案件时，同级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开庭审理上诉、抗诉的死刑案件，应当重点审查上诉、抗诉理由以及法院认为需要查证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问题。 《通知》下发后，全国各省市区高级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