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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元青花绽放的背后 　　803年前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汗国和738年前由其孙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为亚洲通向欧洲开辟了畅通无阻的道路，使这一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了顶峰。蒙古游牧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传统汉文化在此时融会贯通。青花，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穿越了地域、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受到世界人们的推崇与喜爱，其影响之广泛、深远、持久，为其他瓷器品种所不及，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国瓷”。 　　 　　“青花记忆”特展诞生录 　　 　　近年来，随着元青花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它的生产性质、青料来源、存世数量等方面的认识也逐渐明朗起来，并将目光开始转向海外的收藏。特别是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和伊朗阿迪比尔寺的元青花，其质量之好、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堪称世界之最；其特殊的身世发现与流传经历，不仅让人们惊叹、感慨，还深深吸引了中国几代学者的长期关注与探索；能够到那里亲自看一眼，甚至成为了某些专家一生追求的梦想与夙愿。因此，自2001年北京艺术博物馆组织中国陶瓷专家赴土耳其考察元青花活动以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中国人不出国门就能一睹其风采，相关人员就一直酝酿着让伊朗的元青花回归故里“探亲”，衣锦还乡“绽放”。 　　时光荏苒，历尽挫折与坎坷，这一梦想终于得以实现――2009年3月至6月，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上，回国省亲的6件伊朗元青花，与来自中国大陆20多家收藏机构的67件元青花完整器及10件元青花瓷片一道，汇聚一堂，集体亮相，共同展出。伊朗阿迪比尔寺传世元青花与中国大陆出土元青花的神秘面纱，由此全部得以揭示。 　　 　　几经沉浮、充满传奇伊朗阿迪比尔寺的元青花 　　 　　所谓阿迪比尔(Ardebil)，实际上是伊朗西北部位于里海西部约30英里处的一个城市，它海拔4000英尺，数千年来那里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阿迪比尔寺的正式名称应该是“谢赫?萨非寺”，那是14世纪时，为当地一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谢赫?萨非而修建的陵墓。 　　1578年，谢赫-萨非的后代阿拔斯?萨非(1578至1629年间在位)登基。这位阿拔斯大帝非常喜欢瓷器，因此在他对祖先的陵墓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与扩建的同时，还专门修建了漂亮的“瓷宫”，用来贮存皇室钦赐的瓷器珍宝，其中就包括已经在伊斯兰世界漂泊、流转了250年之久的元青花。因为阿拔斯大帝认为：将刻有自己名字的瓷器摆在“瓷宫”的壁龛上，就如同自己在向祖先行屈膝礼，表达无上的敬意。所以在阿迪比尔寺的这些元青花瓷器上，无论是梅瓶，还是大盘，许多器物的肩上、胫部或足边，都留有由许多钻孔组成的阿拉伯文款识，有的还填充红色颜料。据伊朗专家的研究，认为它们就是阿拔斯大帝的名字，是阿拔斯大帝将瓷器赐与祖先陵寺之前下令让工匠镌刻上去的。 　　后来，萨非帝国崩溃，瓷宫历经战乱而严重受损。直到1935年，陵寺的瓷器才开始转由伊朗国家博物馆珍藏。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博士以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至正十一年”龙凤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将伊朗的这批元青花定为“至正型”。 　　阿迪比尔寺珍藏的元青花共有32件，包括大盘19件、大碗2件、梅瓶4件、大罐4件、四系扁瓶2件、残葫芦瓶1件。虽然在数量上略少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的收藏，但在质量上却毫不逊色，被公认为世界无青花的第二大集中收藏。 　　此次回国参展的伊朗阿迪比尔寺的元青花共有6件。除一件缠枝牡丹纹梅瓶外，余皆为大盘，分别绘有芭蕉竹石花果纹、莲池纹、莲池鸳鸯纹、杂宝双凤纹和云肩凤纹。 　　与国内出土的多为中盘和小盘相比，这些大盘的形体陡然变大，给人以硕大饱满的感觉。尤其是菱花口大盘，口沿波折类似菱形，与波斯地区的人们当时使用的金、银、铜等金属器皿有相似之处，应是为适应当地人们围坐一起、吃手抓饭的饮食习惯而专门制作的。另外在装饰技法上，这种菱花口大盘也借鉴并吸收了当时伊斯兰文化因素，构图紧密，布局清晰，图案丰满，层次繁多，极具异域情调。 　　 　　长期埋藏、幸存于世――大陆出土的元青花 　　 　　新中国成立以来，元青花在大陆各地分别以窖藏、墓葬、遗址和窑址等形式陆续出土，不仅来源清晰，而且造型丰富、纹饰精美，既有海外藏品中所常见的大罐、大梅瓶等，也有海外藏品中所罕见的高足杯、凤首扁壶、觚、?F、炉和净瓶等，可谓独树一帜，别具风采。 　　 　　1、窖藏元青花――数量最多的出土形式 　　 　　窑藏作为中国元代考古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不仅发现的数量多，而且分布的地域也很广。目前发现的窖藏就有江西的高安和萍乡，江苏的句容、金坛、丹徒和溧水，河北的保定和定兴，安徽的繁昌和歙县，内蒙古的赤峰、集宁路和乌兰浩特，四川的雅安和三台，新疆的阿力麻里，浙江的杭州及北京豁口等近二十处，共一百多件。 　　其中河北保定是一次出土八棱形元青花最多的窖藏，有八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