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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制改革与中国的进路分析 关键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制/国际 金融 秩序 内容提要: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折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不公平的份额制和投票权制是其陷入困境的肇端。只有IMF真正实质性改革其份额制和投票权制，IMF才堪承负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的重任。目前 中国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正以并将以相应的思路与举措对IMF的改革施之影响：包括谋求区域货币合作从而警示IMF进行改革，承诺给予IMF筹资支持，以及提出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的构想，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自己的方案等等。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的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自诞生伊始所担当的“危机防范者”、“危机贷款人”、“危机管理者”这三种角色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前都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对职能角色进行准确定位是IMF改革举措的关键意旨。只有对其各项职能进行重新定位，IMF才堪承负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的重任，而职能的理性定位要求必须改革不公平的份额制和投票权制，才能使之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诉求。 一、IMF改革：份额制的积弊与困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根据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和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而建立起来的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自成立伊始主要有三项职能：（1）对成员国的财政货币状况以及世界 经济 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并维护固定汇率稳定；（2）通过给成员国贷款，帮助其解决收支困难；（3）为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1] 作为固定汇率的产物——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50年代运行基本良好。但随着全球相对经济力量的不断变化，固定汇率无法反映全球经济的变动不居性和相互传导性，该体系如影随形的内部缺陷充分暴露。 1973年，美国不得已取消了“双挂钩”的平价货币体系，主要 工业 国开始了浮动汇率制。随着发达国家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越来越多的 发展 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实现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金融全球化与各国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增强，汇率的变动经常与一国基本经济状况脱节，与一国贸易和经常项目变化不相关。汇率浮动对一国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收支产生调节作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此时，货币体系作为制约和调节国际货币关系的总和，应适应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通过协商合作，特别是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来加强国际货币的协调，但基于IMF的份额制和投票表决制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本主导了IMF。 （一）不公平的份额制及其积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各成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缴的股本为该成员的份额。这一份额将决定各成员获得基金组织投票权的多少、贷款的额度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数量。IMF确定成员份额的多少取决于其经济规模、经济开放度、波动性及外汇储备水平等因素，从而反映所谓的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基金组织每隔5年进行一次投票权份额总检查，以对份额调整的必要性做出判断。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并没有对基金组织份额作出符合实际的增减或调整，其结果是基金组织份额分配格局与世界经济版图格局的差异日益扩大。 IMF的议事规则执行加权投票表决制。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重大事项要由85%以上的投票权来决定。截止目前，美国拥有IMF投票权占全部投票权的16. 77%，因此在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最大的表决权，高于规定的15%否决票，这意味着一旦美国投票否决，基金组织的重大决定就无法通过。 基于此，美国通过正式或隐性的权力对IMF进行渗透，使之成为美国维持和巩固霸权地位的有力工具，在IMF的立法和实践中都有明显体现。例如，2007年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以美国意志为主导，通过《对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议》，使IMF的汇率监督职能偏离了对主要外汇储备币种发行国的监督，集中体现了汇率监督优势国家的利益，从而遭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在处理国际重大经济金融问题时，IMF也经常领受美国旨意，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其解决问题的方案难以得到受援国的完全配合甚至引起对立。 在IMF历次对发生经济危机国家的一些危机管理和援助活动中，不顾受援国的 政治 经济发展实际，在提供援助时经常从僵化的经济社会理念出发附加一些苛刻的政治条件，从而使基金贷款实际上成了少数发达国家推行货币霸权，掠夺别国财富的工具。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指责美国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贷款之名，行“经济殖民主义”之实，韩国也曾把接受IMF的援助视为国耻[2]。阿根廷曾因采用布雷顿森林机构提出的经济政策，而被IMF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