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的完善与法院中诉讼调解审判工作的对接.docVIP

大调解的完善与法院诉讼调解审判工作的对接 　　[内容概要]：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面对新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急需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来化解和处理，把矛盾消灭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因为解决好新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本文试图从完善大调解机制、加强大调解与法院诉讼调解审判工作的有效衔接出发，以期达到大调解与法院诉讼调解审判工作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大调解的公信力。 　　[关键词]：调解，大调解机制，ADR，对接，完善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它作为中国社会调整的一种基本标志，也在反复地被人们所解读。[1]所谓调解是指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依法自愿达成协议。现阶段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指除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之外，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民事纠纷协商处理的一种机制，是人民调解的扩大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一、建构大调解机制的现实背景 　　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的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2]调解在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技术或方式，而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因此，研究调解决不能仅仅着眼于程序的层面，而必须将其视为社会治理机制中的一环，结合社会转型的背景展开。 　　（一）中国近年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所遗留和产生的一些问题，急需建构大调解机制加以解决。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高速发展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而法律规则及程序处于高度不确定或不健全的状态，因此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有所创新。2002年4月，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要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制度化的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尽可能把各种矛盾和隐患化解在基层。认真处理各种民间纠纷，做好各类调解工作。”而且目前，汹涌澎湃的上访潮与人民调解工作作用发挥不够也不无关系，据人民日报报道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共收到上访信件57206封，接待来访19662人次，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据了解，其他信访部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分析，群众上访案件80%以上来自基层，80%以上有道理，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3]群众上访和信访的问题绝大部分是民间纠纷，对此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建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以化解和处理的，也应当通过建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以化解和处理，因为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4] 　　（二）建构大调解机制，合乎国情，顺应民心。 　　调解一直是我国的优良历史传统，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息讼”、“和为贵”、“讼则凶”等观念，至今在人民群众中仍深入人心，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一般民间纠纷，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继承和发扬我国民间调解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冶、加强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工作虽然一度有所弱化，但依然为解决大量新出现的各种民事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研究和实践，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人民调解工作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符合当前多元化、多途径解决民事纠纷的世界潮流，符合先进的诉讼理念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调解工作符合中国国情，应当继续加强。[5] 　　（三）建构大调解机制，符合世界各国非诉讼解决方式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 　　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上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当今世界，随着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大量地应用，其功能和地位也日益提高，并已逐步被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与民事诉讼机制相互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6]美国是ADR最积极的推动者，1998年国家颁布了ADR法案，同时许多州都已分别制定了相当系统的ADR法。英国新颁布的《民事诉讼规则》，无论在基本原则上，还是在具体制度上，都为ADR的发展扫平了道路。日本多元化的非诉讼解决方式日臻完善，现在以民事调停和家事调停解决的民事案件一年有30万件左右，大约与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