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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主义模式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变通适用 关键词: 物权变动/意思主义/登记生效主义/登记对抗主义/权利证书“票据化” 内容提要: 在物权变动意思主义模式下，不动产物权变动相应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与物权变动形式主义模式下的登记要件主义相比，登记对抗主义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平衡当事人内部利益关系，促进物的交易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在保护交易第三人利益及兼顾国家之管理利益方面却存在着不足。正是基于此，文章在坚持意思主义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相对的登记主义对其进行了修正。同时，建议通过实行不动产权利证书“票据化”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依该法第9条规定，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采取的是登记要件（生效）主义，从立法上结束了该法制定过程中学者们在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选择上的分歧。但立法的规定并不能结束理论的探讨，理论上之探讨将为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奠定基础。因此，笔者欲再就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模式作一理论上的探讨。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中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应在坚持意思主义模式的基础上统一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同时通过引入相对的登记主义及对登记制度本身进行完善来弥补意思主义模式在保护交易第三人利益和兼顾国家管理利益方面的不足。文章暂且将这一模式称之为修正的意思主义模式。 一、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从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民事立法看，物权变动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又可分为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关于各种典型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内涵及其区别学界已有诸多的 总结 与论述，[1]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意思主义模式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对应的就是登记对抗主义，而形式主义模式在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应有之意是登记要件主义。[2] 因此，文章在使用意思主义模式和登记对抗主义这两个概念时，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即只要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当事人合意（意思表示一致）即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而无须依赖于登记行为。 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是否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即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应否兼顾不同的价值需求，对不同的利益作出安排？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物权变动的立法选择是一个如何对生活世界作出民法解释的问题，并不直接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安排，它只是奠定了相关情形下进行利益安排的逻辑前提和基础。[3]即应把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与利益的安排区别对待。笔者认为，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实际就是一个协调利益的过程，因为物权的变动本身就是双方当事人利益的重新安排，变动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涉及不同的利益需求。退一步讲，即使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只是为利益的安排奠定前提和基础，那这种前提和基础的合理性也只能体现对利益的合理安排上。因此，归根结底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和争论其实都是围绕价值判断展开的。这从学者们评价上述三种物权变动模式时，都是立足于模式本身的功能的优劣上也能得到印证，如主张登记对抗主义的理由主要是，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鼓励交易、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利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等；而主张登记要件主义理由主要是其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明确产权关系、有利于国家管理及征税等。 [4] 在明确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的前提下，之所以不动产物权变动应该在坚持意思主义模式的基础上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就是因为对抗主义更能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利于平衡当事人内部的利益关系、有利于促进物的交易。而需要对意思主义模式进行完善，是因为与侧重保护交易第三人利益的形式主义模式相比，意思主义模式下对交易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功能确实比较弱，国家的管理利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 二、当事人合意即发生物权变动效果的合理性 当事人合意即发生物权变动效果是意思主义模式的本质内涵。意思主义模式之合理性的基础在于当事人合意是发生物权变动的真正原因。而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利于平衡当事人内部的利益关系、促进物的交易是其合理性的主要表现。同时，其合理性也被国内外的立法实践所印证。 （一）当事人合意是发生物权变动效果的真正原因 诸如买卖合同、设定抵押等合同行为能引起物权的变动是毫无疑问的。作为 法律 行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这些变动物权的合同行为中，法律行为的效力是依其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发生的这一普遍原理同样应该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事人合意才是产生物权变动效果的效力来源，即物权变动的效果是依当事人合意的内容发生的。离开当事人的合意，交付或登记行为本身并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正如有学者指出：“发生物权变动的真正根据，并不是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的本身，而是支持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的法律行为，也就是当事人要求以不动产登记和占有交付这种形式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