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公害刑法与环中境刑法.docVIP

日本的公害刑法与环境刑法 【摘要】日本环境法制经历了从公害防止型至环境保全型的转换，在此过程中刑法也随之发生了由公害刑法至环境刑法的转换。本文以这种 历史 转换为线索，具体讨论日本刑法在环境保护法制不同 发展 阶段上的作用、特征及局限性。 【关键词】防止公害　公害刑法　环境保全　环境刑法 一、日本环境刑法的演进历程 　 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 经济 上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以震惊世界的四大公害事件为代表，[1]公害事件在日本各地相继发生，日本被冠以“公害先进国家”的称号。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于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该法规定了六大公害：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音、振动、地面下沉、恶臭；并制定了为保护人体健康与保全生活环境为目的的环境标准。 　 在反对公害舆论的压力下，日本于1970年召开第64届国会，为了实现更加有效的公害政策，对《公害对策基本法》进行了修订。在这届被称为“公害国会”的临时国会上，共制定与修订了14部与公害相关的 法律 。[2]对《公害对策基本法》修订的中心内容是，在立法目的中删除了“与经济相协调”的条款，即将“保护国民健康与保全生活环境”作为唯一目的，明确了环境优先的立法宗旨；追加规定了土壤污染作为公害之一种（由此形成典型的七大公害）；新增加了保护 自然 环境的规定。在新制定与修订的与公害相关的14部法律中，《关于涉及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处罚的法律》（以下简称《公害犯罪处罚法》）以典型的“公害刑法”而著称，规定了公害犯罪，新设了因果关系的推定规定、行为人与法人的两罚规定。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法制，以针对公害的刑事规制为中心，由行政管制法规中的罚则与《公害犯罪处罚法》两部分构成。1971年为了纠正公害对策中行政职能分割的弊端，综合推进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日本设立了环境厅。 　 由此可知，日本的环境保护法制往往强调的是防止公害的侧面。不过，从当初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的情况来看，虽然是间接的、有限的，但也考虑到了“作为环境对策的环境保护”或者“作为防止公害的环境保护”的问题。在日本所谓“环境刑法”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将从环境保护的立场出发惩治侵害、危害环境行为的法律称为环境刑法。从这一角度来看，1970年整理、修订及新制定的各种行政管制法规中的罚则规定，恰恰是环境刑法。[3]在日本完善公害对策法制的同一时期，1970年3月公害国际会议在日本召开并发表了东京宣言，该宣言明确提出环境权的要求：“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同年9月，日本律师联合会召开第13届人权拥护大会讨论公害问题，明确提出“环境权”的概念。这一时期也是全世界重视环境权，向全面的环境保护迈进的时期。 　 此后，在世界规模的环境破坏的扩展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不能只停留在公害对策之上，形成了全方位保护环境的共识。1992年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处在普遍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于1993年废除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制定《环境基本法》取而代之。该基本法在第1条立法目的中明示：通过环境保全，“在确保现在及未来的国民享有健康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为造福人类做出贡献。”在第4条中明确提出保全地球环境的必要性：“发展环境负荷少的健康经济”，“构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由此，日本环境法制发生了以下变化：其一、从公害防止型转变为环境保全型，其二、从事后治理转变为未然预防，其三、从防止损害转变为风险管理。[4]然而，日本制定《环境基本法》以来，并没有制定像《公害犯罪处罚法》那样的《环境犯罪处罚法》。作为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刑事规制，只是个别地存在于涉及环境的各种行政管制法规的罚则之中。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环境刑法与将环境犯罪规定在刑法典中的德国环境刑法有很大不同。 　 通常，在介绍日本环境刑法的著作及 论文 中，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日本的环境刑法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存在于行政管制法规的罚则之中的附属刑法、独立于刑法典的特别刑法（《公害犯罪处罚法》）、以及刑法典的部分内容（当以环境恶化为媒介危害、侵害到人的生命、健康时，也承认其构成刑法上的犯罪。例如：日本刑法典上的业务过失致死伤罪、有关饮料水罪等）。 　 为了突出“公害刑法”与“环境刑法”发展的阶段性及对比的意义，本文将上述“广义”的环境刑法区分为“公害刑法”与“环境刑法”两部分：一是行政管制法规的罚则规定属于“环境保全”范畴的“环境刑法”；二是特别刑法与刑法典的部分内容构成的环境保护是极其间接的和有限度的，偏重于防止公害的侧面，就是说《公害犯罪处罚法》与刑法典的部分内容，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