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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的超越 　　里赞先生的研究主要依据档案,但关注的问题则超越档案,其成果突破了现存国际法律史研究中的惯性思维,显示了以个案修正整体认知的可能,使本书成为实证研究的范例,也开拓了一个重新思考清代州县审断的新方向。 　　 　　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 　　里赞著,法律出版社,2010 　　 　　 　　陶希圣曾言,“清代行政系统最高的顶点是全权的君主,最低的基点是全权的州县官”。清代州县正印官(下文根据时人习惯简称“州县”)的“全权”也意味着“全责”,职掌相当繁重,而处理狱讼乃是其中最庞杂的部分。虽然州县们大多未受过专门的司法训练,却兼负查勘、缉捕、管押、审理、执行之责,相当于一身担当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职任,甚至还要扮演验尸官和典狱长的角色,可谓责任重大。 　　关于清代州县审断的讨论,近年来已渐渐溢出法律史学科的范围,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除理论探讨外,还产生了一批利用地方档案的实证研究,如黄岩、宝坻、巴县、淡新档案都有专论问世。里赞先生则依托国内尚未有专门研究的四川省南部县正堂全清档案,考察了晚清南部县审断的具体情况,并对既存研究进行了深入反思。作者强调,州县审断的本质并不是现代三权分立下的“司法”行为,而是其全权父母官政务的一部分。 　　州县审断程序可分为理、准、审、断四个阶段。嘉道年间的刘衡在《州县须知》中称,“状不轻准,准则必审,审则断,不许和息也”。这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清代州县断案的普遍状态,但据本书对原始档案的考察,刘说并不准确。州县的审断过程实际可概括为:告则理,理不一定准(审),审不一定断,断不一定依律。 　　作者首先对“理”和“准”做了区分。“理”是指州县接受告诉人递送到衙门的词状,“准”则是州县大略判断案情,确定是否进入审理程序。一些研究者将“理”等同于当下司法中的“受理”,就会得出“告不一定理”的结论,其实不然。“告则理”表现了父母官对下辖子民所有诉求都予以关怀的形象;“理不一定准”则反映出州县对是否开始审断程序可灵活处置;“审不一定断”意味着案件虽经正式审理却并未以判词了结,而是由州县以批词结案,或调解息讼。 　　州县裁断时是否依律,是近年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滋贺秀三和黄宗智等学者曾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大致来说,滋贺秀三认为州县审断是以情理为主的教谕式调停,而黄宗智则认为这一过程是严格依律的法律实践。双方都意识到应避免以西方或现代理论套用在州县审断上(如寺田浩明即认识到清代并不存在“民事审判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的区别),但其在实际研究中并未能脱离后设的框架,基本上仍是以三权分立的“司法”眼光考察本属政务的审断实践。 　　长期任职州县的清人樊增祥认为,“州县终年听讼,其按律例详办之案,至多不过十余起”。这一说法可大致表明州县按律详办的案件不多,但具体的情形则需利用档案重建。在《大清律例》涉及私人关系的条文中,婚姻类的规范相对详尽,依律而断的压力最大,故此类案件中州县不依律而断就更为典型。里赞先生统计了光绪年间有明确判词的五十四件涉婚案,其中依律而断的只有三件,绝大多数都未严格依律,尤其是“转房”类案件。转房即兄弟之间若有身故,则生者娶兄嫂或弟媳为妻。《大清律例》将这一行为定为“亲属相奸”,最重可判绞刑。南部县衙也多次张贴晓谕,反复强调要按律惩办转房“恶俗”,但实际上州县无一例外都违背了律例和自己的文告,对转房案从轻发落。 　　过去戏词中的“法外施恩”,其实很能反映州县审断的实际情形。州县在判词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本应”、“姑念”、“免究”、“宽免”这样一些语词,尤其在不涉及“重情”的案件中更是如此。以现代司法的标准来看,这或可被诟为法官的个人感情影响法律适用,但站在时人的立场,州县表现出的爱民、怜民、宽民的态度则恰恰体现了父母官教化民众的苦心和刑辅德主的考量。从“本应依律”到“从宽免究”的表述,显示了律例多为州县说服告诉人的工具。与其说是为了适用律例,不如说是为了结审断而援引律例。 　　若要准确解释清代州县审断不依律的现象,就需要回到清代的历史情境中,去区分中国传统州县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审断行为”和现代法官的“免除社会责任的司法行为”。清代州县的角色与现代法官群体大相径庭,当下的职业法官在做出判决时必须重视法律条文的运用是否确当,至于判决会给社会整体带来什么影响,理论上并非其主要关怀所在,但州县的社会责任不仅未能免除,反而正是其最重要的思虑。州县的责任,集中体现在保持地方社会的稳定之上(“息讼”即是其重要表现)。故其审断时就不会首先考虑是否依律,而更关注如何以最便捷的方式了结纠纷,从而维护地方秩序。当法律条文有利于迅速解决纠纷的时候,州县就会严格依律办理;若严格依律对审断没有多大助益,州县就会依据律法的精神而不是条文,以灵活的方式了结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