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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建构的戏剧性 　　当今戏剧创作对戏剧性的建构愈来愈重视,但很多情况下,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这种重视反而会导致戏剧性“被”建构,对戏剧性造成消解。且这种趋势大有燎原之势,使得本已惨淡的戏剧传承和发展形势愈加雪上加霜。全面审视这一现象,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此处,笔者仅以评剧《寄印传奇》从文本到舞台的整个改编过程为例,对该现象做以简要分析。 　　顾名思义,所谓戏剧性是戏剧所应具备的基本特性,原为戏剧特定的美学蕴含,现在已扩展至日常生活用语中,用以表达人们对某一生活事件具有的“偶然”“骤变”“巧合”等戏剧特质所作的恰切评判。而在戏剧创作中,这些日常层面上的“戏剧性”只是戏剧最原始的基本含义,更重要的戏剧性体现应该是能够在特定情境中呈现出人物心理变化的直观性外化过程,所以戏剧性对情境的假定性以及能够将人物心理及叙事主题这些内在品质外化出来的戏剧要素(如动作程式、语言、表演神情等)都有非常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戏剧性涵盖了戏剧的整个舞台呈现和主题表达。本文拟从叙事主体和故事主体两个角度简单审视评剧《寄印传奇》从原作文本到2008版再到2010版的三个改编阶段中体现出来的戏剧性的更动和表征。 　　一、故事主体方面 　　应该说,任何戏剧创作都包含了一个故事性的结构。而作为极具社会性和功用性的舞台戏剧来说,其故事主体层面的戏剧性主要依托戏剧人物的完整和故事的张力。 　　评剧《寄印传奇》是由著名作家郑怀兴2001年发表在《新剧本》第四期上的剧本《寄印》改编而来的。原剧本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当上官员之后发生的人性蜕变:穷酸书生侯文甫补上子虚穷县县令,怀揣才学和抱负上任,得遇该县首富冷月芳,并与之结为知己,后来清官为保纱帽瞬变贪官,首富被骗,为辅助保官,不惜倾家荡产,百万家财一夜散。原剧本的故事原本就颇为传奇,郑怀兴又运用了很多颇具戏剧性特质的故事元素,如,琴不弹自鸣、天网不漏得知真相等,越发增添了原剧本的戏剧性。所以2008天津市评剧院将其改编为评剧《寄印传奇》演出时,无论从舞台呈现还是主题凸显以及角色诠释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水平,令人颇有“惊艳”之感。之后评剧《寄印传奇》虽数易其稿、反复打磨,今年更在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大奖的角逐中胜出,但遗憾的是,其戏剧性却已被削弱。从故事主体层面究其原因,应为该剧改编过程中造成了人物形象的断裂和故事张力的松弛。 　　包括戏剧在内的文学作品,其故事性结构都会受到叙事主体的影响。戏剧人物虽有相对独立性,但叙事主体的文化根基必然会对其起到互文性影响。郑怀兴是一位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剧作家,素擅表现传统文人的人性观照。评剧《寄印传奇》也和其许多剧作一样完全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两个主要人物:侯文甫本身就是传统知识分子,子虚首富冷月芳虽为一介女流无才便是德,也因家学渊源而深谙儒家正统。传统文化的浸润,一方面可以辅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另一方面则会透过故事升华主题,引发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思考。 　　原剧作中开头是侯文甫候补十年,终于结束了尴尬的“穷”境。虽然所补任的子虚县一穷二白且盗匪猖獗,官饷也无几多,但“学而优则仕”的思维定势,使得读书人往往认为只有拥有乌纱帽才是对自己才学的真正肯定。所以当官的侯文甫立刻觉得扬眉吐气,听凭饥肠噜噜作响,他放弃惯走的小路而一路从大路踱了回来。从此,他终于可以摆脱卖水为生的卑微,终于可以光宗耀祖、吐气扬眉。官品虽低,重要的是:这将是侯文甫施展抱负,展示韬略,实现治国抱负的第一步! 　　治国修身济天下,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立世准则。虽然也有论者认为儒家传统理念更关注个人的得失,知识分子的奋斗动力大多源于传统“劝学”理念中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读书是积累知识的路径,更是通往美女财富官爵享受的踏板。这些固然是传统教育的弊端,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舍生取义”,把为国家民族效力当作政治理想和人生境界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至少大多数读书人上任伊始并无贪念,就像原剧本《寄印》中的侯文甫。 　　原剧本中作为官员的侯文甫出身是清白的,虽然是个差缺,却并非用钱购置;其为官动机也是清白的,“大丈夫做官,志在建功立业,岂为渔色谋财?”携棺上任,震慑盗匪的同时,更宣告了大丈夫誓有作为的豪情和胆气!正是这样的一个清白正气的读书人,最后也异化至贪官行列,剧作者塑造侯文甫的初衷是对叙事主题的深入考量,也是该剧戏剧性的完整展示。原剧本经过改编后,如果说2008版的《寄印传奇》开篇还能通过演员的唱腔、表情和动作等戏剧性表达忠于原作初衷的话,那么到了2010年版的《寄印传奇》,侯文甫开篇的意气风发、报国豪情几乎全被丑角的耸肩、皱眉等表情、动作替代,从开场预见到结局,且不说这样做剥夺了戏剧受众审美期待的愉悦,单是讲述一个自始至终没有变化的人物,对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