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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会学实证研究之初步反思 关键词： 规范化/本土化/实证化/法 社会 学 　　 内容 提要： 法社会学 研究 产生于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背景之中，过于强烈的规范化与本土化诉求导致法社会学研究承担了过重的学术外目标，而法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积累和 方法 训练又无法回应这种 理论 需求，由此产生了表达与实践的二重背反。法社会学研究应摆脱规范化与本土化逻辑的负面 影响 ，遵循学术的内在逻辑。 　　拉德布鲁赫教授曾言：某一学科如果过分沉溺于方法论，那么这个学科就可能是“有病的 科学 ”。[1]苏力教授也曾戏谑性的引用了萨缪尔森的名言：“有能力研究的在从事研究，没有能力研究的就胡扯方法论”，[2]尽管如此，法学界对于方法论 问题 的关注和讨论还是不可遏止的丰富了起来。过去由注释法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方法论领域出现了多元共治的局面，进一步增加了拓宽研究角度与深度的可能性。因此总体上来说是件好事。 　　在各种方法之中，法学实证研究的出现和盛行[3]给法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实证研究注重对实践中的 法律 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而不是对并不存在的假想情况（伪命题）进行研究论证，因而更加符合学术的本义。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仅是为先前的逻辑实证研究注入了经验的血液，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它无形中在长期固步自封的法学研究悄然打开了一个缺口，凭借这一缺口，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理论框架都有了进入的可能。法学由此可能开启一个打破学科界限，寻求对问题进行全面、有效解释，从“学科中心”迈向“问题中心”的更加务实和开放的 时代 。因此，实证研究必然会给法学界带来一个跨学科追求真知的学术氛围。由于实证研究使我们暂时将目光从域外转向国内，从书本转向行动，从理想转向现实，从理论转向实践，因而它也必然会促使学者开始关注 中国 的问题，关注基层的问题，进而也是——关注“真正的问题”，实证研究使得法学不再生产和传播“纯粹的演绎知识”，而是累积在制度框架中行动着的知识，从而使得法律经验的累积成为可能，也使得更加务实的实用主义的审判成为可能。[4]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法社会学研究注重的不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而是影响这种规则制定的各种社会学因素，[5]因此，这种研究更有可能脱离先前的 政治 法律观而迈向一种社会法律观，显示了一种新的法与社会之关系法学的兴起，构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范式的进步。[6]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者开始关注制约规则中行动者的个人选择和行动策略的社会因素，对这些因素的 分析 就必然暗含了本土化的视角，建立属于中国自身实践的本土性解释框架就有了前提性的准备（ 历史 上实证研究方法均导向和催生本土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构就是很好的例证）。 　　但是，我们同样也注意到，由于实证研究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时间并不长久，并没有有效和大量的学术经验的累积，因而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本文将以学界对于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之诉求为背景和视角探讨法社会学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必须予以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并不打算结合具体研究进行细节评析，而是选择对法社会学诸多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总体置评的论述策略。尽管这样会使得作者与研究者“难以展开技术上的对话，也会使得其在某些可能的误区里过分执着”[7]，但是并不意味着作者的分析没有具体的针对性，也绝不意味着本文由此而丧失真确性。 　　一、规范化、本土化和实证化之勾连：法律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发端 　　文革结束后，在国家和个人的双重精神困境中经过透彻反思而一路走来的知识分子，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获得了推动知识场域脱离权力场域并寻求学术全面突围和整体变迁的机会，社会科学如何避免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如何获得安身立命的品格支撑构成了学界公共话语空间的两个基本向度，谋求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由此构成了八十年代学界的主流话语。这一知识努力在八十年代末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九十年代初，学界又以前一主题的讨论成果为基础，在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为主要阵地的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讨论中继续谋求中国学术在自身认同以及在世界学术体制中的学术自尊等方面的深入建构。 　　与社会科学探讨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的热烈背景相对照的是，正是在当时，一批富于学术理想的法学学者开始走出书斋，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被长久遗忘的基层，一批富于实证精神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涌现，而其中亦不乏上乘之作，中国法学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由解释学到实证化研究的转向。比如，作为这一时期实证调查研究的代表作《走向权利的时代》就于1993年启动而成书于1995年，也就是说，该批作者从事实证调查正是在规范化和本土化讨论的背景中展开的，而从该批学者的知识旨趣和阅读范围来看，他们在这段时间没有受到规范化和本土化讨论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有些作者还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