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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若干问题研讨 　　一、引言我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隐藏在企业制度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日渐暴露出来，企业破产正是这些矛盾集中反映的一种必然结果。由于破产法制定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破产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并且显得十分简陋，现在看来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全面修订破产法实属必要。笔者拟根据破产法及相关法的基本理论，结合审判实践，对破产法若干问题进行研讨。 　　二、破产法的统一 　　我国的破产法，从狭义角度讲，由1986年12月2日六届人大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1991年4月9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以及地方性破产法规，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破产条例构成，广义的破产法还包括民法通则、公司法、公司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为全国性法律，地方性破产法规规范本地方企业破产；国有企业破产适用破产法，非国有企业法人破产适用民事诉讼法；此地企业破产适用此法，彼地企业破产适用彼法。可见，我国的企业不仅因主体所有制不同而适用不同法律，主体所处地域不同也要适用不同法律，这种多头立法、分主体立法而导致的法律适用上级不统一的局面，应当消除，否则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一）破产立法应打破主体所有制界限，制定不分主体所有制均能适用的破产法。市场经济在客观上要求主体平等。这种平等反映到法律上，就是在民商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主体进入市场的条件、市场竞争规则到主体消亡形式，均应作平等的规定。现在，我国有了统一的公司法、统一的民法通则等规范民事行为的法律，这些法律对不同所有制形式主体的市场准入条件、竞争规则等作了平等统一的规定，与市场经济的主体平等要求相适应。作为主体消亡之重要形式的破产，也应当立法予以统一规范，对不同主体的破产能力、破产原因、破产程序等应统一规定于同一破产法典中。 　　（二）破产立法应打破地域界限，制定全国统一的破产法。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看，鲜有将破产立法权托付给地方立法机关的，如美国各州虽与联邦分享立法权，但在破产问题上却无立法。破产法在总体上是程序法，一般而言，在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不应允许地方立法机关就程序问题立法，因为程序法不仅规制本地当事人，还不可避免地要规制外地当事人。从立法学的角度看，地方立法的空间效力及于本地，而破产程序涉及的绝非仅为本地当事人，一个在深圳的企业破产，其债权债务不会仅涉及深圳一地之当事人，因此，地方破产立法，扩大了其空间效力范围，不符合立法原理。要制定一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破产法，必须打破主体所有制界限和地域界限。 　　三、破产案件的管辖 　　破产案件由债务人所在地法院管辖，这一规定科学地体现了破产案件审理的特点。破产其实是一种概括执行债务人财产并公平分配予债权人的程序，将破产案件交由债务人所地在法院管辖，便于集中统一清算与执行债务人财产。但破产法没有规定级别管辖，却是缺憾。最高法院为补法律漏洞，以司法解释形式，确立以企业登记机关级别确定案件及级别管辖的原则，即基层法院管辖县市区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业破产案件，中级法院管辖地市级以上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业破产案件。此解释存在以下弊端： 　　（一）登记机关级别的高低不能体现企业的大小，以登记机关级别确定破产案件的级别管辖，不能体现高级别法院审理复杂案件，低级别法院审理相对简单案件一般原则。一般而言，高级别法院的法官有比较高的素质，因而将困难重大的案件审理权赋予他们，有利于实现法律正义，如将此类案件审理权赋予低级别法院的法官，则不利于实现法律正义，反之，将重要性及难度较小的案件交与高级别法院审理，又造成资源的浪费。破产案件级别管辖的原则，也应依此确立。通常企业越大，破产的难度和影响越大，应由高级别法院管辖。而目前我国的企业登记制度并未规定按企业大小区别地向相应登记机关登记，许多大企业在低级别机关登记，许多小企业却在高级别机关登记。以登记机关级别确定级别管辖，实践中易导致高级别法院管辖简单破产案件，而低级别法院管辖复杂破产案件的现象。 　　（二）外商投资企业均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按规定，此类企业破产均由中级法院审理，但许多企业住所地在地市所辖的县、市、区，案件本身又不复杂，没有多大影响，且与中级法院所地在相距遥远，不利于案件审理。 　　（三）导致审判权的确定依赖于行政权力。如果登记部门对登记规定作出变动，势必导致法院对案件管辖权相应变动，不利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笔者认为，破产案件的级别管辖，没有必要突破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原则。对案件影响程度的评估，建议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