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纠纷的“救生中艇”——新型城市社区人民调解工作室研究.doc

群体性纠纷的“救生艇”——新型城市社区人民调解工作室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研究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当前城市社区内新型人民调解机构如何处理、如何解决群体纠纷，为构建与维护和谐社区提供理论和实际的经验借鉴。和谐社会并不等于消灭了一切矛盾和纠纷，而是一个拥有合理的多元化的冲突解决机制的社会。本文的两个重要研究目标：一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作为社区和政府沟通中介的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如何协调和解决群体性纠纷？二是透过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特色的“林乐人民调解工作室”在社区冲突解决的作用，探讨民间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及其合作机制。本文试图从 政治 社会学的视角来解释在 经济 较为发达的城市，在我国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影响下的社区群体性纠纷处理的 发展 历程，阐述在目前我国政治现状下，这种民办非 企业 的独立法人团体并以GONGO形式运作的人民调解工作室，会更好地发挥政府与社会之间“中间桥梁”的作用，有利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理念的推进以及维护社区的和谐。 　　【关键词】群体纠纷 集体抗争 政府购买服务 人民调解工作室 和谐社区 　　一、当前城市社区冲突研究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城市基层管理体系已经从垂直型的单位制为主变为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制为主（Wu，2002，华伟，2000）。由于近年来的城市改革以及基层管理重点转向社区建设，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商业组织和市民等各方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地（石发勇，2003）。以往在群体行动和草根抗争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多关注在 农村 基层社会（Scott， 1985，1990，1998；应星，2001；李连江、欧博文，1997；于建嵘，2003，2004，2008；OBrien，1996， 2002；Read，2003等），这些研究认为，导致集体抗争兴起的重要因素包括“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市民领袖或抗争行动组织者的出现、社区成员的支持、市民权益意识的增长以集体记忆的促进，同时也提出了如因“压迫性反应”（于建嵘，2003）导致的维权抗争及从“依法抗争”（李连江、欧博文，1997）到“以法抗争”（于建嵘 2004）的农民集体行动的主要方式。一些外国研究者也有对 中国 大陆冲突的调查，主要也是关于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处理（Thireau Hua，2001； Thireau，2003）。 　　然而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制和社区制是国家政权建设与城市社会相互适应的产物，构成了城市基层社会的基本结构（朱健刚，1999）。在当前城市的社区制体制下，冲突的种类较以往单位制时期更为多样化、复杂化，冲突的解决途径也日趋多元化。较为完善的司法制度和较强的关系 网络 的确有助于实现社区居民维护自己权利的目标，而更为重要的就是体制的根本改善与发展，社区组织被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制度创新，这对于在第一时间发现纠纷、解决纠纷以及维护社区稳定和谐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当前宏观的社会经济变迁及城市更新所引起的城市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市场经济改革引起社区公共事务剧增，原有社区政府能力明显不足；城市化进程要求广泛的社会动员，社区居民的动员首当其冲；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引起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社区居民的维权和自治意识大大增强，小区发展和改善小区管理提上议事日程。 　　由此我们关注在处理纠纷的体制上，社区组织的权力如何安排以及社区与更大范围的权力体系的关系问题。在五十年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的权力如何通过社区调解组织与制度渗透到社区内？社区解决矛盾的权力又如何在不同组织之间配置？面对宏观的社会变迁，社区内权力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如何依赖其资源及其面对的环境限定，运用和创造各自的权力，回应和推进这一变迁？这些问题成为本文关注的主题。本文试图从上海社区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出发，通过对社区内新型的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成立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如何成功解决社区群体性纠纷来探求中国城市冲突解决机制的改革及发展，从而考察国家与城市民间组织的互动关系。本文强调新型人民调解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因其与传统民间调解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组织化、程序化的，而后者依托的是个人。人民调解的变迁实际上也表现为组织的变迁。 　　从2006至2008年，笔者进入并亲身参与林乐人民调解工作室对纠纷的调解过程，多次参加相关的人民调解会，并实地观察研究，开展大量开放式访谈来理解和纠纷有关的信息以及处理过程。前后采访对象共达七十多人次，其中涉及地方政府官员（包括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相关部门）、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社区组织领导人、社区运动积极分子、上访代表以及参与事件的普通居民。同时，也收集了大量有关社区纠纷的 历史 背景和人民调解组织发展过程的资料。 　　下文将首先介绍 “林乐人民调解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