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农牧民人权享有中的人类学和民族法学探析.docVIP

藏族农牧民人权享有的人类学和民族法学探析 藏族农牧民人权享有的人类学和民族法学探析 　　国际社会有少数国家为了遏制中国，与达赖集团相互利用，以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为论题，混淆视听，蛊惑人心，企图控制人权话语权，陷中国于不利。实际上中国政府自1992年以来已发表一系列关于西藏人权状况的白皮书，以正视听为了从学理上进一步证明藏族人权享有的真实性，笔者试从人类学和民族法学的视野，考察藏族农牧民的人权状况，这篇论文仅就藏族农牧民人权研究的分析框架和主要内容做出探讨。 　　一、藏族农牧民人权享有的主体地位和客体内容 　　1. 农牧民是藏族人权享有的主体 　　藏族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以现在的行政区划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藏族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由古代的许多部落或族群演变和融合而成，由于藏族来源多元，分布区域的自然环境复杂多样，从藏族经济活动的类型观察，藏区传统生产方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另一种是以畜牧为主的生产方式，从事两种生产方式的人群也就自然地区分为农民和牧民。本文仅以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藏族分布区的藏族农牧民进行分析，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西藏自治区的农牧民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84.03％，［１］四川省藏族主要分布区的农牧民人口占藏族总人口的83％左右，构成藏区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牧民，他们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具备人权享有的主体地位，是藏区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农牧民是人权享有的主体，在微观研究中选取农牧社会的自然村落作为实证研究的空间，这种小规模社会不论是在藏区宏观背景下，还是在微观的村落中，就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类型而言各自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同质性。而且，农牧社会相对于城镇社区或工业社会其社会关系更具原生性，对研究者而言便于掌控和观察，一旦进入便可与所有研究对象进行联系与互动，获取真实的质性和量性资料。所以，通过对藏区小规模社会的人权状况调查，不仅可以看到藏族农牧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权享有状况的一个完整的切片，而且也是对中国藏区人权事业宏观研究的必要补充。以人类学和民族法学的视野实证人权状况，就是要提供一种可靠的情况，它可以帮助读者以这个可靠的情况为依据，对藏族农牧民人权享有的真实情况做出比较准确的常识性判断。同时微观实证研究的成果也可以作为与其他藏区进行调查时的比较资料和长期追踪调查的资料。 　　2. 藏族农牧民享有的人权客体 　　藏族农牧民作为人权享有的主体，他们在村落社会中究竟享有那些最能反映生活真实状况的人权客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村民的人权享有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过程，无疑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内容。笔者拟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去观察和研究藏族农牧民人权变迁和享有的生活场景，从民族法学的角度分析和界定藏族农牧民享有权利的内容。 　　根据世界范围内对人权客体的分类和中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以及藏族社会人权变迁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将藏族人权享有的客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反映藏族特征和认同的权利。民族是以共同的文化为认同基础的群体，民族文化就是他的群体特征。因此，民族是文化权利的主体，构成民族特征的文化要素是民族权利的客体。就民族文化客体的构成而言，则包括了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为其成员所习得和传承，并受到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保护，这就是民族权利享有的真实表现。由于民族的特征是以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内容表现出来，文化构成了民族的特征和认同要素，因此民族享有这些特征的权利既是一种文化权利，也是一种民族权利。通过对村落藏族家庭的实地调查，实证民族权利的实现状况，他们如何习得、传承和共享本民族文化，以及在主流文化下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变迁过程。这类权利涉及藏族的客观认同和主观心理归属，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尊重藏族文化的差异性，通过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描述和分析国家制定和实施的法律和政策所呈现的积极保障义务。 　　第二类是藏族农牧民享有的政治权利。这类权利可分解为公民权和政治权，但是两者的行使往往联系在一起。在藏族村落社会中的农牧民政治权利演变是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分不开的。藏区社会在民主改革前的政治权利特征表现为极少数人享有特权和统治地位，西藏三大领主约占总人口的5％，却拥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的牲畜和农具的所有权，并完全掌握和控制着政权机器；在四川藏区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占总人口的5％左右，却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并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牧民人身依附于三大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