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脱中国再中国(下).docVIP

为中国脱中国再中国(下) 　　何以此有着明显不足的新文化运动,却得以从其时各种竞争性思潮中脱颖而出,最终在现代思想文化上获得笼罩性历史霸权地位?其时思潮盛衰背后的历史深层机制是什么? 　　 　　一 　　 在《为中国脱中国再中国》(上)中,我重点讨论了被新文化运动所启蒙的现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为什么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一方面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另一方面却常处于被其他政治力量吸收位置的问题。却没有讨论对历史的理解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史同样具有高度重要性的问题,就是:此就其自身表现来说带有很强情绪性,其中国论断常和很多中国人实际经验有明显距离的文化运动,何以会在20世纪10年代后期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的思想观念文化领域获致如此强的霸权地位呢?以致接下来几十年太多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还很大程度上以它的是非为是非,以它的视野为视野。 　　我以为,要历史地理解这一点,就要对新文化运动所处身的社会政治现实与思想文化现实有相当的了解。因为显然,没有一些特别的历史、观念情境状态配合,而仅仅借助于晚清以来部分西学观念所形成的霸权势能,不可能使得就论述表现看起来经常不公正、有时甚至明显情绪性的新文化运动论述,在其时的历史中取得如此具有笼罩性的思想文化论述霸权位置的。 　　也就是说,就其论述言对中国明显不公正的新文化运动,就其历史起源和得以获得霸权位置的当时中国历史语境言,却有着很强的中国内在时代基础。只是,这历史地配合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与获得霸权性位置的时代语境,并不仅仅由当时所存在的各种实际政治、经济等硬件问题所构成,也由对这些问题的把握方式与认知整理等软件问题所构成。 　　 和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撰写《敬告青年》的发刊词同年,梁启超也为该年创刊的《大中华》撰写了一篇发刊词。梁氏这篇发刊词对历史、扼要地感受、了解该时忧国忧民敏感心灵的痛苦和因何痛苦很有帮助。梁启超开篇便写道:“呜呼!我国民志气之销沉,至今日而极矣!”接下来梁氏便具论当时国民人心所以比清末感觉最无希望时更消沉,是因为到梁为此文时,“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无论变法、立宪、共和,凡“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那么,当时其他士人又是如何整理这些经验应对这一局面的呢?简要地说,当时对此问题的回答基本可分为新旧两派。守旧派把一切问题归为新学、新政,极端者“甚至欲一切摧陷廓清以反乎其旧”,新派则把问题主要归为当政者人的问题。把问题一切归为新学新政,以复旧为政策,以提倡旧道德为攻击新学新政之口实,其要有起码说服力,至少需回答:何以当年满清均此旧政,而不能应对其时尚不如今日困窘之局面,今日此种复旧为何就能有此能力;而其提倡旧道德,也需先求今日种种怪乱现象所以发生之原因,若此不之求,而一切归罪于新学新政,不仅道理上不能服人,而且因此辈此种逻辑事实上和表面开口孔子、闭口礼教,其实本身为当世风俗道德败坏之最大源泉的狡黠贪诈之官僚政客之逻辑相同,心理上便极激人反感。也就是说,当时守旧派虽然人数众多,并多有地位势力者,因此颇具现实压迫力,但由于其实践与思考均极为贫乏,因此不仅不能在实践说服力与思想观念论辩层次占有力之地位,反因其实践、思考上的高度不足,使得其现实压迫更易激起对反的反抗情绪。 　　 相比,新派思考者则主要认为,当时中国所以陷入困局,此中人的要素实居重要地位。不仅当政者本身对现实至此要负绝大的责任,而且一般官僚层和具社会领导位置的上层士大夫对此一局面也要各负责任。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官僚层和上层士大夫中并不具备能承担起此历史局面要求的现成政治力量,否则,如果现实中便具有能成功领导突破当时困局之现成政治力量,那么思考的重心自然是:如何才能使此政治力量运动到领导位置;而如果此现成的政治力量在事实上不存在,那问题自然相应转换成:如何才能培养出能承担此历史责任的政治力量。 　　就此论,陈独秀《敬告青年》开篇显然便是对这一历史困境所提核心问题的痛快回答。陈以当时中国社会为陈腐朽败之分子充斥,表明他根本不认为其时中国现实中有现成政治力量能负起当时中国需要他们担负的历史政治责任;而同样,他此篇所给出的,他欲造成的思想文化运动青年运动,正是他的时代政治论,是他对如何才能造出带领中国突破当时困局的政治力量的路径的回答。 　　可相比对,梁启超的《〈大中华〉发刊辞》则把当时习惯认为“全国全社会之中坚者”的上流士大夫按现状分为六类。六类中包括在上轨道政治社会中一定有功的“志行纯洁之士”类型,和从中又分出的在上轨道政治社会非常被需要的“最谨饬者”类型。梁氏对他认为涵盖了当时上层士大夫大部的这六类士大夫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描述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