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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 【 内容 提要】侦查权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各种权益有关，如果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权利。我国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权控制方式由于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因而需要借鉴西方各国侦查权良性运作的经验，并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之建构作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 “同犯罪斗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善于进行侦查工作”〔1〕(P.1)，因为只有通过犯罪侦查，“才能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分子，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并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提供充分的材料和根据”〔2〕(P.122)。由侦查的任务所决定，侦查机关必须享有拘传、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对人或对物的强制处分权，即侦查权。但这些强制手段大都涉及公民的各种权利，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或程序保障措施，侦查权的运作就可能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威胁公民的安全，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处于被诉追的地位，其诉讼权利和人身安危更是极易受到国家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侵犯。正如英国上议院大法官丹宁所说，“ 社会 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一旦被滥用，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3〕(P.36)。因此，如何规制侦查权的行使，防止侦查机构和侦查官员滥用国家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就成为 现代 侦查制度必须面对的课题。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加强对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此已有学者作过深入论述：〔4〕(1)确立了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定罪权，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2)规范了各种强制措施的批准权限、使用程序和期限，明确了解除、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3)取消了收容审查，增设了财产保证金制度；(4)将律师参加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并增加了有关 法律 援助和指定辩护的规定；(5)尤其重要的是，新刑诉法还吸收了无罪推定精神，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 　　上述改革对于确保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作为诉讼主体主动地参与诉讼，无疑有着深远而重要的意义。不过，这次刑诉法修改虽然动作较大，但对屡出 问题 的侦查程序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侦查权滥用现象，依然无法得到及时的纠正。这从根本上讲，乃与我国宪法和刑诉法对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关系及制度设计上存在着重大缺陷有关。由于 中国 的侦查权缺乏必要的司法控制，整个侦查程序几乎渲变成为赤裸裸的“行 政治 罪程序”，“被控人面对具备法官绝对权力的追诉人，束手无助”〔5〕(P.121)。尽管律师在名义上可提前介入，但事实上不可能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辩护。因为，“控诉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5〕(P.121)。这是极其危险的。 　　本文针对我国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权控制方式之法理缺陷及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根据西方各个国家侦查权良性运作的经验，拟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考察，并就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之建构作一宏观的设计，以规制我国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并为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提供一个思路。 　　一、西方各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之方式 　　综观西方各主要国家，尽管诉讼理念有所不同，侦查权的具体运作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但大都强调法官对侦查程序的介入，以使侦查权受到司法权的制约，防止其在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失误。概而言之，西方各国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一般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司法授权。所谓司法授权，是指侦查机构和侦查官员进行的所有涉及公民权利的活动，必须获得一个中立的不承担追诉职责的机构的授权。否则，侦查机构和侦查人员除现行犯和紧急情况外，原则上无权动用强制手段。在西方，行使侦查权的司法警察或检察官要运用逮捕、搜查、扣押、窃听、羁押或者其他强制性措施，必须事先向法官提出申请，后者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如认为符合法定条件，才许可上述侦查活动，并颁布许可令。当然，如果存在特殊情形，侦查机构和侦察人员也可以自行实施，但要立即送交法官或法院处理。在英国，警察要对嫌疑人实施逮捕或搜查、扣押等行为，必须事先向治安法官提出申请，并说明正当、合理的根据。治安法官经过审查发布许可逮捕或搜查、扣押的令状后，警察方能实施上述行为。在美国，基于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警察要对公民实施逮捕、搜查、扣押、窃听等强制侦查措施，应首先向法官提出申请，证明犯罪行为的发生存在“合理根据”，（注：关于“合理根据”的解释，请参见李义冠《美国刑事审判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并说明采取相关的侦查措施是必须的。法官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才签发相关的许可令。德国自1974年刑事司法改革